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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前些天我写过一篇说说赵构、岳飞和秦桧,其中谈到了一个话题,就是在国人的刻板印象,赵构是一个被奸臣欺骗的“昏君”。这个看法当然不正确,因为赵构非常精明,用虞云国的话说,“赵构不仅在南宋,甚至在整个宋代,都是最擅长权术的皇帝”,跟昏字绝不沾边。

但文章写完之后,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:如果赵构不是昏君,那他是什么君?

说他是暴君,好像也不对。赵构说不上有多残暴嗜血;说他是庸君,好像也不对。他的才具绝不平庸;说他是明君,当然更不对。明君怎么会诛杀岳飞,任用秦桧,打造出一个摧折士气的“绍兴体制”呢?

严格来说,赵构是一个冷血的自私自利者,一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。具体地说,就是追求个人安全和个人享受。其他的东西他并不太在乎。在追求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,他表现出了超高的智商。要让我说的话,他应该算是“奸君”。

但问题是历史上没有这个词,也没有这个概念,所以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,赵构这样的君主是无法定性的。

在古代人看来,“奸君”这个词相当荒谬。世上可能有奸臣,但不可能有奸君。为什么呢?这里就牵涉到国家和君主的关系。

古代的国家是君主的财产,就像公司是老板的财产一样。大臣相当于CEO,他们可能玩弄手腕,借职位之便为自己牟利,挖空公司,这就是奸臣。可是皇上怎么可能玩弄手腕,借职位之便为自己牟利呢?换句话说,他怎么可能盗窃自己的财产呢?
 

皇上可能糊涂,就像一个傻不拉几的老板,任由手下掏空公司,自己却被蒙在鼓里,大家就称之为昏君;皇上也可以残暴,就像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,对手下非打即骂,大家就称之为暴君。但是一个牺牲国家谋求个人利益的奸君?这似乎在逻辑上就是荒谬的。

都做到君主的位置上了,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应该就是一回事。就像大臣在劝谏的时候,习惯说“天子富有四海,天下皆富,陛下安能独贫?”凡是不好好治理国家的皇帝,都是认不清自己的长远利益,还是糊涂。

但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。

比如北齐的和士开就这么劝说过皇帝高湛:“自古帝王,尽为灰烬,尧舜桀纣,竟复何异?陛下宜及少壮,恣意作乐,纵横行之,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,无为自勤苦也。”皇上大悦。

这听上去相当反动,但是我们真要想驳倒这套理论,其实也相当困难。这就是”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”的帝王版。它是一种人生观,我们可以不赞成,但很难真的去驳倒它。

反过来再看赵构,他最最看重的不是“恣意作乐”,而是个人安全。用历史学家刘子健的话说,“在他的算计中,第一是安全,第二是加强安全。”打个比方,赵构目前的幸存概率是50%,如果南宋丢掉一半领土,再死掉一半人,他的幸存概率能提到高100%,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让南宋死掉一半人。

在高湛和赵构眼里,他们都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,完全不昏。但是古代人的观念系统里,没法对这种行为下定义。在他们看来,这就像说刘强东在偷京东的纸壳箱子卖钱一样,太过荒谬了,实在没法起名字,所以只能含糊地说他们还是“昏君”。

《宋史》给赵构下结论的时候,就颇难措辞。它指责赵构“偷安忍耻,匿怨忘亲”,但为什么会这样呢?《宋史》觉得这是由于“拨乱反正非其才也”,意思还是昏,还是庸。

所以过去的话本小说里,提到赵构和秦桧也只能说“昏君奸臣”,因为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,确实没有“奸君”这个词儿。这个词儿听着太荒谬了,不像中文。
 

02

从这里我想到了词语的力量。词语不仅仅是现实的反映,它实际上也在创造现实。我们无法称呼的东西,也就难以在世上真切地存在。

“奸君”这个词有点太宏大叙事了,我们可以举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,比如“爱情”。

古代男女之间当然也有本能的爱情,但是没有“爱情”这个词儿,所以就无法形成清晰的概念。它的存在就成了含混暧昧之物,就像浮萍泡沫,若有似无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(至少在唐末之前),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准确地表达这种男女之间的爱意。男女之间可以殉情,但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殉的是啥。

比如魏晋之际有位名士叫荀粲,我在以前写的书里也提到过。冬天的时候,他妻子发高烧,荀粲就跑到院子里把自己冻得冰凉,然后抱着妻子给她降温。纳兰容若有句词,“若似月轮终皎洁,不辞冰雪为卿热”,说的就是这件事儿。后来妻子去世了,荀粲受到严重打击,一年后也死了。
 

在现代人看来,这就是爱情啊。可是魏晋时期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事情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此事的时候就觉得难以归类,最后编到《惑溺篇》里,意思就是荀粲被美色迷惑,糊涂了。

其实不光《世说新语》不知道怎么归类,荀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。他曾经对夫妻关系发表过言论,说:“妇人者,才智不足论,自宜以色为主”。意思就是女人嘛,漂亮就行,其他的无所谓。后来妻子死后,他悲伤得不能自己,别人就拿这话来劝慰他,说“以你的才华和地位,再找个漂亮女人有什么难的?何至于悲恸到这个地步。”他很难回答,只能含糊地说:“这么漂亮的不好找啊。”

其实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,这肯定不光是漂亮的事儿。荀粲的灵魂里一定发生了某种更深沉、更复杂的变化,但是在当时,没有这样的语言资源。就像《说岳全传》的作者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去描述赵构一样,荀粲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去描述他的感受。
 

而一个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的东西,就仿佛并不存在。

03
 

所以过去的翻译者们就很头疼。一个词,或者说一个观念,在中国从来没有切实存在过,怎么用中文把它表达出来?一个常用的办法就是借用过去的词,然后赋予它新的意义。

这种改造有时就会带来麻烦。比如“权利”这个词在古代并不存在,传教士丁韪良生生把它创造出来,用来对应英语里的“right”,但这个翻译就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,它很容易和“权力”混淆起来,而且它往往引发人们对于“利益”的联想,而不是对于“正义”的联想。严复就说丁韪良这是“以霸译王”,是瞎胡闹。

相比“权利”来说,“自由”这个词更麻烦。

“自由”这个词的出现其实相当重要,没有它做抓手,很多人类的天然情感就无法表达。比如说《家春秋》里的高觉慧,要抗争的时候就可以大喊“我要争取个人自由!”听上去蛮有道理的样子。可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就不知道该怎么诉说。没有“自由”这个词儿,他要表达青春期的叛逆也就无从下嘴。一定要他发出“高觉慧之喊”的话,他可能就只能喊:“我要随心所欲,想干啥干啥!”这听上去就是无理取闹,我要是贾政也会一板子轮过去。

但是用“自由”这个词儿翻译“freedom”,确实容易引发误解。一直到今天,也有不少人会把“自由”和“随心所欲想干啥干啥”混为一谈,而忽略它和正义的关联,和人际界限的关联。所以,李子暘老师才会有那句扎心的质问:“你要自由干什么?”

这也不能全怪李老师,因为“自由”这个译法虽然源自日本,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词,而它在词源上本就带有“随心所欲想干啥干啥”的含义。

比如这个词在历史上最闪亮的一次登场,是在隋朝。隋文帝当了皇帝以后,喜欢上了一个女人,但是独孤后坚决不同意。杨坚气得骑上马在山谷里乱跑,一口气跑出去三十里地,大臣们好说歹说,才把他劝回家。杨坚感慨说:“吾贵为天子,不得自由!”大内总管安慰他:“陛下要自由干什么?”杨坚觉得很有道理。
 

04

一个词并不就是简单的一个词,它是黏着之物,是历史之物,跟其他词发生着复杂而隐秘的联系,会引发人们各种各样奇怪的联想。佛教里有所谓的“因陀罗之网”,网上嵌着无数颗珠子,每一个珠子上都有自己的影相,也含摄着其他珠子的影相,所谓“一珠映千珠,千珠入一珠”。词语就是这样的因陀罗网。

词语是有扩展性的。如果我们擦亮一个词语,比如“爱情”,那么它让人们心中的隐秘之物成为外显的真实之物,点亮一大片相关的词语海。如果我们毁坏掉一个词语,比如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那么它会破坏掉一大片词语海,污染水中的成分,杀死水中的生物,把那里变成贫瘠的水域。

词语不光是我们描述世界的工具,也是我们创造世界的工具。甚至可以说,有什么用的词语,就有什么样的世界。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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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工程师,青年学者,作品有《晋朝另类历史:出轨的王朝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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