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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来北京的日子

一 动物园

我到北京来是2003年。

来北京前,我是在一个沿海城市工作。我和女朋友(现在是我太太)决定离开那儿,就做了两个阄,一个写着上海,一个写着北京。我女朋友抓到了“北京”。我们就到北京来了。

那个时候的我,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岁数比现在小了15岁,体重也比现在差不多轻了有15斤。

当时对北京真是觉得不适应,觉得它大得简直没道理,甚至不能说大,而应该说“辽阔”

。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,没有高德地图,不管要去哪儿,我都坐公交直奔动物园(当时北京动物园是在市区),然后从那里转车。我当时模糊觉得,北京的心脏不是天安门,而是动物园。在我心目中,全北京的公交车都在动物园,就像全北京的衣服都在大红门,全北京的好东西都在燕莎。

我和女朋友站在动物园公交站,对照着一张皱巴巴的北京地图,一个站牌一个站牌地查看。

一对小情侣,就这样手拉着手,对抗着这个让人迷惑的、庞大无边的城市。

每次想到这个场景,我都会怦然心动。

时间汹涌流走,但是我们俩毕竟还是像河流中的石头一样,定定地站在了一起。

二  张国荣和SARS

我很幸运。到了北京没多久,我的一个好朋友,也是我研究生的同学,就介绍我到摩托罗拉面试。在当时,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。

我正确回答了问题,也读懂了考我的电路图,也解释了电路设计的注意事项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没想到,人家问我:你英文名字叫什么?我从没想到我还应该有英文名字,就结结巴巴临时给自己编了一个。

在等待offer的日子里,我住在朋友家里。在他家的床上,我在电视上看到张国荣跳楼的消息。当时真是非常震惊,模糊地有一种“我的新生活正要展开,而他的生活却忽然结束了”的感觉。

我原来对张国荣没有太深的印象,但从那以后,我对他有了一种莫名的关切感,似乎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发生了某种潜在纠葛似的。

上班没多久,SARS就来了。

开始不知道怕。但后来感觉不对,电车空空荡荡,谁要是敢在电车上咳嗽,大家都会用一种谴责的目光看他。他要是再咳嗽两声,大家就会躲开,给他空出一大块地方。所有同事上班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新浪主页,那上面有“今天北京新感染N人”的消息。

但还是不知道怕。有人传出要封城的消息,还是不信,也不怕。

我女朋友上班远,回来比我晚。所以每天都是我先去菜市场买菜,等我炒好菜做好饭,她差不多正好到家。有一天我买菜的时候,发现土豆4块多一斤,开始害怕了,开始相信真有可能封城了。好莱坞灾难片的场景浮上心头,慌慌的。过了几天土豆降价了,我又胆大了起来。

现在回想起SARS,心头会莫名有一种整个北京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切感。

我对北京第一次有归属感,可能就是从SARS开始的。

三 房子

当时摩托罗拉是在紫竹桥。单位对面新开盘了一栋楼。

我和女朋友去问价钱,售楼小姐告诉我们是七千一平米。我和女朋友两个人目瞪口呆。一平方米房子七千!怎么可能这么贵?这是要疯啊?

买报纸看。报纸上说楼市泡沫严重,完全是虚高,很有可能会崩盘。有专家说:再这样下去,用不了多久,北京房价就会突破一万!这可能么?所以一定会有大转折,楼市的寒冬即将到来。

读了以后安心不少。

但是慢慢又心里不踏实了,各个楼盘到单位去推销,好多人都掏钱买了,自己就有点慌了。而且房价在缓缓地继续上涨,开始觉得再不买可能就晚了,就会吃亏。

把攒的所有钱都拿了出来,俩人又各自朝父母或者朋友家借了几万周转,凑够了首付,在2005年买了一套一百来平的二手房,每平米折合六千多。

现在看便宜的不像话,但是在当时,我觉得这真是一笔骇人的巨款。我忍不住去换算,要是把这些钱都买成大米,堆在这个房间里,能堆多高。我记得当时好像算的是一米多。我就想我住在这样一个大粮仓里,真是太有钱了。

实际上真的是一点钱都没有了。每月我发工资就拿出一点来买家具,为了便宜几百块钱专门跑到香河去买家具,坐在饭店里,一边吃肉饼一边看宣传册。我们两个就像燕子筑窝一样,一点一点把家里装修起来了,后来又还掉了所有的钱。

没有钱仔细精装。我们把房子全部刷的四地落白。后来有位朋友到我们家来玩,她孩子死活不肯进来,拽着门哭,说这是医院,我们骗他进去打针。

不过我们两个都很满意。我记得,我们摆好新沙发以后太累了,一人一个沙发,躺着睡着了。等醒来的时候,我们躺在沙发上打量周围的一切,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。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,只属于我们的家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

现在回想起那种感觉,就想看了一场温暖的电影,整个人都暖洋洋的。

四  摩托罗拉

从这里看,我的日子过的还是比较顺利平稳的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摩托罗拉,当然也要感谢介绍我到摩托罗拉来的朋友(一直到今天他也是我的好朋友)。

摩托罗拉给了我很多。

它给了我一份很优厚的住房公积金,帮住我顺利地还了房贷。

它给了我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,这笔钱足够我养家。多少也因为这个缘故,我女朋友不需要承受太多经济压力,可以更多考虑兴趣而不是为了工资找工作。她顺利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,也顺利地发现了她自己身上胜我十倍的商业能力。从这一点上看,我们两个都应该感谢摩托罗拉。

而且,摩托罗拉给了我一个非常好多的工作环境。

我记得,当时它在内部的口号是“矢志不移,尊重不渝”,事实上它对员工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它对每位员工都给与了充分的尊重和信任。而且在摩托罗拉里面有一种强烈的平等氛围。我第一次发现基层员工和高级经理也在Tom,Mike的乱叫,我也第一次发现最底层的员工和最高级的经理一起出差的时候,住的是一模一样的酒店房间。在这一点上,摩托罗拉表现出了一种甚至可能有点过分的理想主义。

在摩托罗拉工作以后,我恐怕就很难再接受一个等级森严的公司了。不光是我,大部分摩托罗拉员工可能都是如此。

当然,摩托罗拉也有很多问题,比如它有点过于工程师导向,对成本控制不足,也有点过于骄傲。但是摩托罗拉有很多非常能干的员工,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。顺便说一句,就我接触过的一些外国工程师来说,我觉得能力最强、职业态度最好的是美国工程师。

摩托罗拉后来垮掉了,我是普通员工,没有资格做什么解析,我只能说我个人直觉,那就是摩托罗拉问题不出在员工上,而是出在高层战略上,尤其是出在后来的CEO ED Zander身上。我们还开玩笑说,一个叫ED的人怎么能把公司干好呢。

基本上所有曾经在摩托罗拉工作过的员工,没有哪个说摩托罗拉不好的。

在我心目中,它是个伟大的公司。哪怕衰老,哪怕死亡,也是一个伟大者的衰老,伟大者的死亡。

我感谢它。

五 时间窗口

当然,这里也有一些其他因素。

我来北京的时间点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晚来几年,房价可能就会超出我的承受能力。我可能就会犹豫观望,而越犹豫观望就越买不起。我身边确实就有这样的例子。

我不能随随便便地说:“租房子也一样啊”,那样是不负责的。如果租房子也一样,我为什么要拿出我心目中的巨款去买房呢?租房和买房是不一样的,至少在中国是不一样的。在北京,没有房子会带来一系列现实中的麻烦,尤其是孩子上学。

而且中国租房方式确实是粗暴的。我不清楚外国是什么样,但在中国,租客确实没有安全感。如果有孩子的话,这种不安全感会更强烈。房东随时可以赶你走,如果你抱着孩子四处找房子,那种感觉糟透了。只要有机会,没有人愿意尝试这样的感觉。我不能昧着良心说那是无所谓的。

户口也是。就拿户口来说,当时对外企有一个政策,就是研究生学历的外企员工可以落户。我就因此得到了北京户口。我当时没太当回事,但是后来有了孩子以后,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。

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,被迫离开北京。你没有户口,孩子就没有户口。孩子没有户口,就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。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,就会提前被学校赶走。与其被学校赶走进退失据,不如提前回老家。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。

至少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来说,当年的北京确实更开放一些,而我确实赶上了这个机会。这里就有一个时间窗口的问题。后来的孩子们不比当年的我们差,甚至很可能比我们更强,但是他们就是失去了这个时间窗口。我能理解他们的焦灼感,也能理解他们的无力感。

六 公正

但是能不能说这就是个退步呢?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。

当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有那么一个时间窗口,本质上来说还是因为我们人少。为什么我们人少?就是因为更多人连进入北京这个竞技场的机会都没有。而现在他们至少有了下场一试的机会。

这就像扩招。很多人骂扩招,说扩招以后大学生就业变难了。

但是这个说法不对。以前60万人上大学,现在600万人上大学,这600万人就业压力就变大了。但是如果不扩招,那540万就不工作么?不,他们一样要工作,只是被硬生生地排除在这些“体面岗位”竞争之外。现在他们有了机会去争取这些岗位,这不是退步,这是更多的公正。

我在大扩招之前上的大学,我在北京巨速膨胀之前到的北京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我可能也是某种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。所以,我们这一批人需要的不是骄傲,恐怕应该是一点点谦卑。哪怕只有一点点。

北京,北京

当然,北京的心态也许在变得有点狭窄,可能这是一种应激反应。但无论如何,我对这个城市讨厌不起来。

我热爱这个城市。

当年,它曾容纳了我们,容纳了我们这两个在动物园公交站焦急等车、在紫竹院售楼处徘徊畏缩的年轻人。

为了那段日子,我将永远感激这座城市,永远热爱这个城市——怀着我那一份小小的谦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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