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两天看了葛剑雄先生的一篇谈中国的文章，再加上最近最近给喜马拉雅写世界史的节目，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有点感想，尽量平心静气，不吹不黑地谈谈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。

中国有技术，没科学

经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：

为啥中国古代这么厉害，却没有发展出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？
这个当然有很多解释，韦伯说是因为新教伦理，诺斯说是因为产权制度，布罗代尔说是因为西方底子本来就好blahblahblah。

但作为一个学理工出身的人，我觉得有个很简单的原因：那就是中国没有科学，从来没有。
当然，个别搞科学的人是有的，但是作为一个整体，就是没有。

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《九章算术》。这本书是我翻这本书的时候真是挺吃惊的，这本书是中国算经之王，上千年来都认为是中国数学的顶级权威，就像西方的《几何原本》。

但是里面的内容是类似这样的：
今有凫起南海，七日至北海；雁起北海，九日至南海，今凫雁俱起，问何日相逢？
这就是应用题里的：小明从游泳馆到学校需要40分钟，小红从学校到游泳馆需要一个小时，他们俩同时出发，问什么时候碰头？

也有我不会算的题目：
今有粟一斗，欲为粝米，问得几何？
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确实不知道一斗粟能出多少米。

九章算术

总之就是这样一本习题集，然后上千年来中国数学家们就像研究论语一样，孜孜不倦地做注解。
这和《几何原本》完全是两种东西，几何原本上来就是公设，就是定义，然后各种推导。我们看看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：

几何原本

第十三论：两直线只能于一点相遇。
如云线长界近相交不止一点，试于乙丙二界各出直线交于丁，假令其交不止一点，当引至甲，则甲丁乙宜为甲丙乙圆之径......
这完全是两种数学书。

而这两种数学书也说明中国和西方对数学的态度完全是不同的。他们脑子里，数学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。
徐光启看到几何原本的时候，就说跟它一比，中国的数学呢，结论也都对，可是对的没道理（“其法略同，其义全阙”）

就像咱们说勾股定理，其实勾股定理跟几何原本里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不是一回事。周髀算经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是这样的：“既方之，外半其一矩，环而共盘，得成三四五。两矩共长二十有五，是谓积矩”，就是用面积来证明。

但是这不像是真正的证明，而是一个特例，一个发挥。如果现在学生用这种方法证明勾股定理，老师肯定会打错的。

中国的技术水平确实总体上来说独步天下，在全世界可能都是最牛逼的。中国的农具是最有效率的，中国的大规模炼钢技术也是最好的，中国的船舶也是最大的。

但要做出这些技术发明，并不需要什么科学，只需要丰富的经验，和一些很基础的理论知识就行了。欧几里得的直线与圆的复杂关系，对炼钢和种地并没什么用。

中国人不是不聪明，相反，中国人非常聪明，我觉得一点都不比希腊人笨。但问题是咱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，不愿意去钻这个牛角尖。

我们太现实了，只愿意零敲碎打地解决现实问题，对抽象的理论体系缺乏兴趣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重视实用科学，不重视基础科学。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会占便宜，但长远来看就是会落后。

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看法，觉得古希腊人可能重视科学，可是西方中世纪的时候也很落后啊。

确实，中世纪的西方很落后，但是它即便落后的时候，也有一股子痴迷于抽象科学的劲头。就像阿奎那会用五大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。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中国人用逻辑证明玉皇大帝的存在？

我们说教会反对科学，迫害哥白尼，烧死布鲁诺（这两个说法都不准确），但这也恰恰说明那个社会重视宇宙体系学说。如果哥白尼在中国提出日心说，大家只会当个好玩的事情谈一谈，可能文人笔记里面还会记上一笔。
但谁会为此激动呢？
谁有那个闲心思迫害你？
地球绕着太阳转，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老子还要赶考呢。

中国有蔡伦，有鲁班，可就是没有伽利略，没有牛顿。这就是因为咱们太实际了，太现实了，缺少单纯的好奇心，缺少对真相的痴迷。

中国的国家太发达太早熟了

中国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国家的早熟。
在整个世界历史上，咱们做为一个国家，可能是最早熟最高效的。你拿古代的帝国跟中国比，都显得很粗糙。就算拿罗马帝国跟咱们比，也不行。罗马帝国是一个拼盘，对主要不是靠行政控制，而是靠文化影响和军事控制。所以罗马帝国一灭亡，就再也没有爬起来。

而中国的国家体制真是超级发达，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强大的官僚体制，更没有这么持久的控制力。

这件事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。包括现在我们说“中国奇迹”（其实放到东亚范围内看，就不算太大奇迹了），很多外国人都认为是“不可复制”的，中东啊，拉美啊，都学不来，学了反而回完蛋。

那为什么不可复制？就是因为这个历史传统。

总体来看，古代中国并不残酷暴虐，是一个威权政府，而不是一个残暴政府。它有责任心，也有一套稳定的运行规则，所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可能都是世界上最适宜人们生活的地方：和平，稳定，文明。
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很大。

社会太依赖于国家的存在了，所以一旦国家崩溃，整个社会会陷入极大灾难。
欧洲中世纪的时候，常年打来打去，每年都死人。可是咱们中国就不死人么？不是的。

中国是平时不死，攒起来一块儿死。

所以中国平时不怎么有战乱，可是一旦改朝换代，就会灭绝性的死人，动不动人口减少四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甚至一大半。欧洲是平时均匀着死，但很少会出现中国这样集中的灭绝性死亡。
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死亡是黑死病，但那是天灾，不是人为事件。反倒是后来宗教战争的时候出现过类似中国这样的灭绝性死亡。

而且中国历史上，国家体制太强大了，还出现了一个副作用，那就是缺乏法治概念。
不要谈什么法家。法家那就是跟君主建议怎么收拾老百姓的学说，跟法治没有一点点关系。
要是拿罗马法律跟中国古代法律对比，就会发现中国法律很粗糙，不像一个法律体系，而是像一个审判手册。

大家读历史的时候，也会发现，中国古代当官的喜欢和稀泥，“无讼”是最高理想。这个习惯其实一直到今天，还能看到很明显的痕迹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说到底，就是成本的问题。

中国古代是自上而下的治理。就算国家体制再发达，再成熟，它也很难面对巨大的司法成本。那么多案子都由国家来审理，太贵了。个个人都要公正，领导哪来那么多时间，哪来那么多钱？

大事抓一抓，小事和稀泥是，这是最便宜的管理手段。

为什么自古以来，都强调以德治国？

因为德便宜啊。公正要走流程，要审细节，要有大量专业人员，很贵的。感化你一下，讲讲和为贵的大道理，忍一忍，这样就便宜多了。
那为什么罗马帝国不这样呢？

那是因为它是比较自治的，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一套自治班子，很多司法成本内部就消化了，不需要都推到国家头上。

还是要忍不住感叹一句，咱们中国人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，什么抽象的科学啊，抽象的公正啊，大家都不感兴趣，最重要的是日子过得下去，而且要低成本地过得下去。
人现实点确实有很大好处。中国历史上人们就不太容易抽疯，就算有几次抽疯大多也都是被挑唆的，属于借酒撒疯，不是真的抽疯。

中国古代是个比较平等的社会

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那就是平等。
说这话，大家可能会不以为然。有老爷有奴才，怎么会平等？但是，你不能拿现在的平等标准要求古代人，只能横着比。

横着比的话，古代中国真是少有的平等社会。
科员巴结科长，科长巴结处长，这无非是对地位的讨好，而不是对他本人的真心敬畏。科长要是下了台，科员转过头就骂他了。

中国古代基本没有贵族，没有不变的阶层，就连皇帝每过几百年也要杀一批，换一批。

鲁迅就说过，他到日本留学的时候，日本学生问他：在中国，做什么生意利润最高啊？鲁迅说，杀了皇帝，自己当皇帝，这个利润最高。日本学生听了大惊失色。在日本，要说杀天皇，这简直就跟听说孩子可以一棒子打死父母一样可怕。

太平等，没有贵族，这当然出现很多问题，大家看看托克维尔的书就能对此有个大致了解。但是也有好处，那就是中国父母自古以来超级重视教育。

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，教育才会有彻底改变命运的可能。

这样的一个社会容易猥琐，容易庸俗，但很少会彻底僵化。

中国老百姓其实一直是很有活力的，而且有一种高高兴兴过日子的劲头，敲锣打鼓，大红大绿，俗得是那么感人。

今天看到新闻说巴黎圣母院着火了。你想想，要是派个中国的施工队过去帮法国人修，那肯定是又快又好，整个圣母院充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圣母披红挂彩，有股送子娘娘的喜庆劲儿。

多么有生活气息的神仙

所以，我从不来不信会有多少中国人看那种十几分钟不说话的欧洲文艺片，中国人就该看好莱坞。

中美这两个民族在这方面确实有共通性。而美国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平等社会，从来没有贵族传统。

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么？

写的有点太长了，最后只说一点吧，那就是未来。

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东亚的轴心，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极。放到长时间段来看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，就跟物理定律一样没有悬念。
那么未来的中国会不会像以前的英国，现在的美国一样，成为世界的引导者？
我觉得，在任何可预见的时间段内，都没有这个可能性。

就算真的有一天，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我们也无法成为引导者。因为这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话语问题。
强大和引领不是一回事。当引领者需要强大，但强大者未必能引领。
当年英国成为世界引导者，是因为它在大声疾呼：要自由贸易！要社会进步！
美国成为世界引导者，是因为它在大声疾呼：要普世价值！要市场经济！

我们要大声疾呼什么呢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要大声疾呼的。
我们是一群过日子的人啊。
这就像作家写东西，你心里总是要有一种强烈的诉说欲，对要诉说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信念，你才可能会写出一部流传千古的小说。
但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要引领呢？当引领者总是很吃力的啊。

乐观主义者

最后再说一句吧。
我对中国的未来，一直抱有强烈的乐观主义态度，虽然这个乐观主义者一直当得有点忧心忡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