押沙龙：他们为什么自杀？他们又为什么杀人？-押沙龙的财新博客-财新网

这是我给杂志写的一篇文章，很长，也比较严肃，没有段子，没有玩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读完，但我还是要发出来，因为这是有我真实关注的一些东西。

01 狐狸司马迁

中国历史学家里头，司马迁是独一无二的。他跟谁都不一样。

后来的史家都延续了《史记》的体例，但是在精神上，他们都抛弃了司马迁。历史学家们遵循的是班固的路线，关注的是：一个大臣是忠还是奸呢，一个皇帝是明还是昏呢，一个社会是治还是乱呢。从《汉书》到《清史稿》，差不多都被同一套话语体系笼罩着。

可司马迁不一样。这有点像伯林说的“狐狸和刺猬”的区分。班固他们是刺猬，心中只有一个大念头。而司马迁就是一个狐狸，对各种念头都感兴趣。

中国的史家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物。反而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，和司马迁的精神世界更接近。

他们是天生的同一类人。

很多人都说过“太史公好奇”，意思就是说司马迁兴趣广泛，喜欢各种奇奇怪怪的事物。所以他写的有些故事，不是很可信，太戏剧化了。像苏秦和张仪的故事，为了制造戏剧冲突，甚至连时间线都被打乱。这就是司马迁的个性。他就是喜欢描写张扬的人性，描写尖锐的戏剧冲突，描写种种不可思议的决绝。

《史记》里有些章节简直就像是散文版的希腊悲剧，既悲怆又迷人。那些文字里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，就像绝域中一座突兀的山，尘世中一柄冷冷的剑。

后来中国也出了很多史学大家，但是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因为无论是司马迁，还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些人物，都不属于新的时代。

新时代里，没有他们的位置。

02 他们为什么自杀？

《史记》中很多人物都有一种果敢刚烈的精神，这跟我们说的“勇敢无畏”还不太一样。后世也有勇敢的人，但他们做起事来，不会是那个样子。

比如说《田儋列传》。

田儋有个堂弟叫田横。楚汉相争的时候，田横做过齐国的丞相，和刘邦打过仗。后来齐国被灭掉了，刘邦建立了汉朝。田横怎么办呢？他就带着五百个手下逃入大海，住在一个荒岛上。

刘邦听说了，就派人召见田横，说：“田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乃候耳；不来，且举兵加诛杀焉。”田横就带着两个门客离开小岛，朝见刘邦。

到了离洛阳城三十里的地方，田横不走了。

他对两个门客说，以前和我刘邦平起平坐，现在他是天子，我是逃亡的犯人，要去朝拜他。这太耻辱了。皇帝想见我，无非是想看看我长什么样。现在我们离洛阳只有三十里。你们砍下我的头带给皇帝看吧。

说完他就自杀了。

两个门客就把田横的脑袋带给刘邦看。刘邦事情做的也很漂亮。他用王者的礼仪给田横下葬，还封两个门客为都尉。可是这两个门客偏偏不肯苟活。他们到了田横墓前，也自杀了。

刘邦听说这件事以后很吃惊，派人到海岛上召集田横的门客。结果使者到地方一看，那五百人已经全部自杀了。

这件事非常壮烈，但这种壮烈不同于我们说的 “勇敢”、“不怕死”。中国出过很多勇士。有的奋猛杀敌，战死到最后一人，有的被俘后拒不投降，慷慨赴死。就像三国时代的诸葛诞，他几百名手下被俘虏后，没有一个人投降。这些人说：“为诸葛公死，不恨。”最后全被杀掉了。对这种勇敢，我们是能够理解的。因为这牵涉到道德抉择。人被逼到了道德绝境中，没办法，只能选择死亡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但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呢？

他们一听田横的死信，就在海岛集体自杀。这在后人看来，这虽然也值得赞美，但多少显得有点突兀，不好解释。

03 他又为什么自杀？

还有一些死亡更难解释。我们可以看看《魏公子列传》。

信陵君窃虎符、杀晋鄙、夺兵救赵，我们小时候在课文里都学过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有一个人物叫侯赢。他是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。击杀晋鄙的壮士朱亥，也是他推荐给信陵君的。信陵君带着朱亥出发的时候，侯赢说“臣宜从，老不能。请数公子行日，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，以送公子。”到时候他真的抹脖子自杀了。

这种自杀很有冲击力。但这是为了什么？

侯赢没有面临任何道德困境，他自杀对事情也没有任何帮助。他就是那么随意地死掉了。

后代文人读到侯赢自杀的时候很感动，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件事。明朝的李贽就写过一首赞美侯赢说“情知不是信陵客，刎颈迎风一送之”。可侯赢为什么要迎风刎颈呢？李贽想来想去，找出一个理由，说侯赢自杀是为了激励朱亥：看看我命都不要了，你还不好好干？

这是胡说。从上下文来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

李贽这么写，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，大家已经不能理解侯赢的动机了。在李贽生活的时代，烈士自杀当然很崇高，但是这种崇高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。而在侯赢身上，李贽看不出这个理由。他只能替侯赢编了一个出来。

其实无论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，还是侯赢，他们自杀都不需要合乎逻辑的理由。因为他们是在做一种戏剧表演，或者说一种盛大的祭祀，而祭品就是自己的生命。

这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时空的事件。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是一个旅游胜地，又美丽又安适。可是在1906年，这里发生过一起非常可怕的惨剧。

当时，荷兰军队开进了巴厘岛首都登巴萨，直逼王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王宫里涌出一支上千人的游行队伍。领头的是巴厘王，跟在后面的是很多僧侣和贵族。荷兰军队以为他们是来谈判的，可是这些人却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然后，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自杀。

头一个死掉的就是巴厘王。紧接着，一个又一个的人倒下了。他们就这样当着荷兰人的面，把自己屠戮一空。

对这么惨烈的举动，我们很难理解，可是当年荒岛上的五百壮士也许能够理解。

这种行为是勇敢的，也是质拙的。在一个成熟而世故的文明里，人们会权衡得失，会臧否道德，会寻觅逻辑，就像李贽做的那样。他们可以勇敢，但不会如此质拙的勇敢。

只有当文明还处于青春期的时候，那种躁动的力量才会驱使人们用自己的血去充当戏剧中的道具，充当祭祀中的祭品。这些勇敢而质拙的人，用生命去表达鄙视，表达愤怒，表达忠诚。

不是为了成就什么，只是表达。

司马迁还能在精神上触碰这种奇异的勇气，而后来的史家们基本都丧失了这种能力。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，而是因为时代变迁造成了巨大的隔膜。

04 他又为什么杀人？

除了质拙之外，《史记》里面，人们的勇气还有一种维度，那就是自由。

在先秦时代，大一统帝国没有成型。人们有很多观念，却没有统一的标准。在人世间，尚无一种可以笼罩天地，让人们无处可遁的话语体系。

权力的话语、公域的话语、道德的话语虽然都存在，但还不够强壮，没有彻底压倒民间的话语、私域的话语、血性的话语。

我们可以拿《伍子胥列传》做例子。当时的楚国和吴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。楚平王杀掉了他的父兄，这当然是楚王对不住他。可是伍子胥为了私人恩怨背叛父母之邦，当了领路党，带着吴国军队攻陷自己的祖国。用后世的道德标准来看，这么做很容易招致诟病。

可司马迁完全不认为伍子胥有什么错，他说伍子胥是“名垂于后世”的“烈丈夫”。至于带异国军队攻打楚国，司马迁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其实不光司马迁觉得没问题，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没问题。

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国家还没有压倒个人，复仇的火焰可以毫无顾忌地快意燃烧。

至于《刺客列传》，传达出来的观念更有意思。《刺客列传》总共写了五个刺客：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。其中聂政就引发过很大争议，不少文人都觉得聂政是混蛋。

明代的黄洪宪骂得最狠。他说：司马迁传刺客凡五人，专诸为下，聂政为最下，夫丈夫之身所系亦大矣，聂政德严仲子百金之惠，既以身许之。且侠累与仲子非有杀君父之仇，特以争宠不平小嫌耳……自裂其面、毁其体，以为勇乎？以为义乎？此与羊豕之货屠为肉何异！”

聂政简直就是形同猪狗了。

这种评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聂政的故事。

当时韩国有一场政治斗争。大臣严仲子和丞相侠累有矛盾，害怕侠累整死他，就抢先一步，想雇凶杀人。聂政是个齐国的屠夫，大家都说他很勇敢，很厉害，严仲子就找到了他的头上。

严仲子跑到齐国，恭恭敬敬上门拜访，还“奉黄金百溢，前为聂政母寿”。当然，所谓“为聂政母寿”就是一种说话技巧：钱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咱妈的！但聂政觉得不能无缘无故拿这么多钱，所以不肯接受。

严仲子就说实话了：“我有仇人。”

聂政回答说：“我母亲还在，所以我不能以身许人。”把这些金子退回去了。

过了一阵，聂政母亲死了。他去找严仲子，说：现在可以了。

然后他就一个人仗剑而行，到了韩国。他的刺杀方法极其简单利落，不用化妆，也不用献图。他直接找到相府，二话不说就杀进去，一直杀进大堂。侠累正在那儿坐着，聂政上去就把他刺死了。周围的卫士也被聂政杀了好几十。这种武功真是高得不可思议。

到最后，聂政把自己毁容，挖出眼睛，然后剖腹自杀。

故事讲完了。那么就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聂政为什么要替严仲子杀人？

聂政自己是这么说的：“政乃市井之人，鼓刀以屠；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，不远千里，枉车骑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，至浅鲜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称者，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，我虽不受，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”

翻译过来，大致就是说：严仲子是贵族，我是个屠夫，人家这么谦卑地跟我结交，我要报答他，替他杀人！

在后人看来，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充分。

我们可以拿另一篇文章跟聂政对比一下，那就是《聊斋志异》里的《田七郎》。《田七郎》讲的是勇士田七郎感激于武承休的知遇之恩，替他杀人报仇的故事，情节和聂政传颇为想象相似之处，很可能是受了《刺客列传》的启发。但《田七郎》用了很大篇幅交代报仇的背景，武承休是如何如何受冤屈，所以田七郎替他杀人是道德的，是正义的。

可司马迁倒好，对严仲子和侠累的恩怨，甚至都懒得交代。谁对谁错，根本就没关系。在《刺客列传》里，聂政的态度很简单：

你对我好，我就替你杀人报仇！其他的跟我无关。

所以黄洪宪瞧不上聂政。其实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，也更接近于黄洪宪而不是聂政。文明已经驯化了黄洪宪，也驯化了我们。可是在《刺客列传》的世界里，人们还没有被驯化，在聂政看来，个人之间的“情义”比什么都重要。“情义”就是最大的正义。

你对我好，那么我就用生命来报答你。至于你的是非曲直，道德与否，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。

05 等级和独立

《史记》里的刺客们还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。

首先，他们认为人分等级，有高低贵贱。

聂政去杀人的理由，就是“人家是公卿，对我这个屠夫如此客气”。如果严仲子是隔壁的另一个屠夫，客客气气地求上门来，那聂政多半是不会答应的。

《魏公子列传》里侯赢也是如此：人家是魏国公子，居然对我这个看大门的老头如此恭敬，我怎么能不感动，怎么能不为人家自杀？

现代人对这种想法有点难以接受，但是在贵族时代里，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，人们的身份等级有着严格的界定。人们不由自主会有这种观念。后来，大一统帝国兴起，很大程度上碾平了这座金字塔。所有人都变成了帝王的绝对臣民，身份等级的观念反而有所削弱。

刺客的第二个特点，就是他们虽然认可等级，但也拥有独立人格。

我可以对你忠诚，可以为你舍弃生命，可这不是无条件的，而是要用你的“情义”来交换的。你对我好，我才会为你而死。

这种交换不是等价的。严仲子恭敬一下，聂政就要拿命去换，付出完全不对等。但不等价的交换毕竟还是交换。奴隶无法和主人做交换，交换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独立。

这就像孟子说的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大家说这反映了孟子的先进思想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这不是孟子的个人思想，而是贵族时代的普遍精神。当时，人们还没有被绝对的权力所笼罩，还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利。

但是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，这种权利也被淹没了。忠诚再也不需要条件。

06 帝国时代

司马迁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之际。在理智上，他拥护大一统帝国，认为它带来了秩序和繁荣。但是在情感上，他更偏爱旧时代的精神。他喜欢那种张扬，那种独立，那种自由。而在他之后的史家，对旧时代的精神越来越隔膜，也越来越不接受。

比如说司马迁还写了一篇《游侠列传》。不过他所说的游侠，不是郭靖、萧峰那种，而更像上海滩的杜月笙。这些“游侠”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，对公权力有一种隐隐的对抗。司马迁对此很欣赏。

但是班固就很厌恶这些人物。他也写了一篇《游侠列传》，痛斥他们“背公死党之议成，守职奉上之义废”，实在是罪不容诛。对照这两篇《游侠列传》，我们就能看到主流观念的变迁，看到帝国时代的降临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史记》既是对新时代的预示，也是对旧时代的挽歌。

那么《史记》里那种刚健质拙的精神有没有消亡？

当然也没有。它们仍然潜伏在社会之中，只不过被挤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。

这种精神有非常美好的一面。它重然诺，轻生死，召唤着人们的雄武之气，也召唤着个体的独立意识。在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中，它给人挖开一个可供自由呼吸的缝隙。

但是，它也是原始的、野性的。它是“情义”对道德的无视，血性对逻辑的无视，私域对公域的无视。

任何文明走向成熟的时候，都会打压这种精神。从本质上来说，文明是一种驯化，而这种精神就是它的驯化对象之一。只不过，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驯化这种精神，又要把它驯化到什么程度？

《汉书》之后的正史给出了一个答案，那就是用大一统帝国的力量，把它逐步驯化到温良乖巧的程度。这就是《史记》之后的真实历史，而我相信，司马迁对此一定是厌憎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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