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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沙龙:他们为什么自杀?他们又为什么杀人?

这是我给杂志写的一篇文章,很长,也比较严肃,没有段子,没有玩笑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读完,但我还是要发出来,因为这是有我真实关注的一些东西。
 
01 狐狸司马迁
 
中国历史学家里头,司马迁是独一无二的。他跟谁都不一样。
后来的史家都延续了《史记》的体例,但是在精神上,他们都抛弃了司马迁。历史学家们遵循的是班固的路线,关注的是:一个大臣是忠还是奸呢,一个皇帝是明还是昏呢,一个社会是治还是乱呢。从《汉书》到《清史稿》,差不多都被同一套话语体系笼罩着。
 
可司马迁不一样。这有点像伯林说的“狐狸和刺猬”的区分。班固他们是刺猬,心中只有一个大念头。而司马迁就是一个狐狸,对各种念头都感兴趣。
中国的史家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物。反而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,和司马迁的精神世界更接近。
他们是天生的同一类人。
 
很多人都说过“太史公好奇”,意思就是说司马迁兴趣广泛,喜欢各种奇奇怪怪的事物。所以他写的有些故事,不是很可信,太戏剧化了。像苏秦和张仪的故事,为了制造戏剧冲突,甚至连时间线都被打乱。这就是司马迁的个性。他就是喜欢描写张扬的人性,描写尖锐的戏剧冲突,描写种种不可思议的决绝。
《史记》里有些章节简直就像是散文版的希腊悲剧,既悲怆又迷人。那些文字里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,就像绝域中一座突兀的山,尘世中一柄冷冷的剑。
 
后来中国也出了很多史学大家,但是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,因为无论是司马迁,还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些人物,都不属于新的时代。
新时代里,没有他们的位置。
 
02 他们为什么自杀?
 
《史记》中很多人物都有一种果敢刚烈的精神,这跟我们说的“勇敢无畏”还不太一样。后世也有勇敢的人,但他们做起事来,不会是那个样子。
比如说《田儋列传》。
 
田儋有个堂弟叫田横。楚汉相争的时候,田横做过齐国的丞相,和刘邦打过仗。后来齐国被灭掉了,刘邦建立了汉朝。田横怎么办呢?他就带着五百个手下逃入大海,住在一个荒岛上。
刘邦听说了,就派人召见田横,说:“田横来,大者王,小者乃候耳;不来,且举兵加诛杀焉。”田横就带着两个门客离开小岛,朝见刘邦。
到了离洛阳城三十里的地方,田横不走了。
他对两个门客说,以前和我刘邦平起平坐,现在他是天子,我是逃亡的犯人,要去朝拜他。这太耻辱了。皇帝想见我,无非是想看看我长什么样。现在我们离洛阳只有三十里。你们砍下我的头带给皇帝看吧。
说完他就自杀了。
 
两个门客就把田横的脑袋带给刘邦看。刘邦事情做的也很漂亮。他用王者的礼仪给田横下葬,还封两个门客为都尉。可是这两个门客偏偏不肯苟活。他们到了田横墓前,也自杀了。
刘邦听说这件事以后很吃惊,派人到海岛上召集田横的门客。结果使者到地方一看,那五百人已经全部自杀了。
这件事非常壮烈,但这种壮烈不同于我们说的 “勇敢”、“不怕死”。中国出过很多勇士。有的奋猛杀敌,战死到最后一人,有的被俘后拒不投降,慷慨赴死。就像三国时代的诸葛诞,他几百名手下被俘虏后,没有一个人投降。这些人说:“为诸葛公死,不恨。”最后全被杀掉了。对这种勇敢,我们是能够理解的。因为这牵涉到道德抉择。人被逼到了道德绝境中,没办法,只能选择死亡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但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呢?
他们一听田横的死信,就在海岛集体自杀。这在后人看来,这虽然也值得赞美,但多少显得有点突兀,不好解释。
 
03 他又为什么自杀?
 
还有一些死亡更难解释。我们可以看看《魏公子列传》。
信陵君窃虎符、杀晋鄙、夺兵救赵,我们小时候在课文里都学过。在这个故事里,有一个人物叫侯赢。他是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。击杀晋鄙的壮士朱亥,也是他推荐给信陵君的。信陵君带着朱亥出发的时候,侯赢说“臣宜从,老不能。请数公子行日,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,以送公子。”到时候他真的抹脖子自杀了。
这种自杀很有冲击力。但这是为了什么?
侯赢没有面临任何道德困境,他自杀对事情也没有任何帮助。他就是那么随意地死掉了。
 
后代文人读到侯赢自杀的时候很感动,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件事。明朝的李贽就写过一首赞美侯赢说“情知不是信陵客,刎颈迎风一送之”。可侯赢为什么要迎风刎颈呢?李贽想来想去,找出一个理由,说侯赢自杀是为了激励朱亥:看看我命都不要了,你还不好好干?
这是胡说。从上下文来,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
李贽这么写,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,大家已经不能理解侯赢的动机了。在李贽生活的时代,烈士自杀当然很崇高,但是这种崇高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。而在侯赢身上,李贽看不出这个理由。他只能替侯赢编了一个出来。
 
其实无论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,还是侯赢,他们自杀都不需要合乎逻辑的理由。因为他们是在做一种戏剧表演,或者说一种盛大的祭祀,而祭品就是自己的生命。
这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时空的事件。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是一个旅游胜地,又美丽又安适。可是在1906年,这里发生过一起非常可怕的惨剧。
 
当时,荷兰军队开进了巴厘岛首都登巴萨,直逼王宫。就在这个时候,从王宫里涌出一支上千人的游行队伍。领头的是巴厘王,跟在后面的是很多僧侣和贵族。荷兰军队以为他们是来谈判的,可是这些人却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然后,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自杀。
头一个死掉的就是巴厘王。紧接着,一个又一个的人倒下了。他们就这样当着荷兰人的面,把自己屠戮一空。
对这么惨烈的举动,我们很难理解,可是当年荒岛上的五百壮士也许能够理解。
 
这种行为是勇敢的,也是质拙的。在一个成熟而世故的文明里,人们会权衡得失,会臧否道德,会寻觅逻辑,就像李贽做的那样。他们可以勇敢,但不会如此质拙的勇敢。
只有当文明还处于青春期的时候,那种躁动的力量才会驱使人们用自己的血去充当戏剧中的道具,充当祭祀中的祭品。这些勇敢而质拙的人,用生命去表达鄙视,表达愤怒,表达忠诚。
不是为了成就什么,只是表达。
 
司马迁还能在精神上触碰这种奇异的勇气,而后来的史家们基本都丧失了这种能力。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,而是因为时代变迁造成了巨大的隔膜。
 
04 他又为什么杀人?
 
除了质拙之外,《史记》里面,人们的勇气还有一种维度,那就是自由。
 
在先秦时代,大一统帝国没有成型。人们有很多观念,却没有统一的标准。在人世间,尚无一种可以笼罩天地,让人们无处可遁的话语体系。
权力的话语、公域的话语、道德的话语虽然都存在,但还不够强壮,没有彻底压倒民间的话语、私域的话语、血性的话语。
 
我们可以拿《伍子胥列传》做例子。当时的楚国和吴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。楚平王杀掉了他的父兄,这当然是楚王对不住他。可是伍子胥为了私人恩怨背叛父母之邦,当了领路党,带着吴国军队攻陷自己的祖国。用后世的道德标准来看,这么做很容易招致诟病。
可司马迁完全不认为伍子胥有什么错,他说伍子胥是“名垂于后世”的“烈丈夫”。至于带异国军队攻打楚国,司马迁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其实不光司马迁觉得没问题,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没问题。
 
因为在那个时候,国家还没有压倒个人,复仇的火焰可以毫无顾忌地快意燃烧。
 
至于《刺客列传》,传达出来的观念更有意思。《刺客列传》总共写了五个刺客: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。其中聂政就引发过很大争议,不少文人都觉得聂政是混蛋。
明代的黄洪宪骂得最狠。他说:司马迁传刺客凡五人,专诸为下,聂政为最下,夫丈夫之身所系亦大矣,聂政德严仲子百金之惠,既以身许之。且侠累与仲子非有杀君父之仇,特以争宠不平小嫌耳……自裂其面、毁其体,以为勇乎?以为义乎?此与羊豕之货屠为肉何异!”
聂政简直就是形同猪狗了。
 
这种评价是不是太过分了?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聂政的故事。
当时韩国有一场政治斗争。大臣严仲子和丞相侠累有矛盾,害怕侠累整死他,就抢先一步,想雇凶杀人。聂政是个齐国的屠夫,大家都说他很勇敢,很厉害,严仲子就找到了他的头上。
严仲子跑到齐国,恭恭敬敬上门拜访,还“奉黄金百溢,前为聂政母寿”。当然,所谓“为聂政母寿”就是一种说话技巧:钱不是给你的,是给咱妈的!但聂政觉得不能无缘无故拿这么多钱,所以不肯接受。
严仲子就说实话了:“我有仇人。”
聂政回答说:“我母亲还在,所以我不能以身许人。”把这些金子退回去了。
过了一阵,聂政母亲死了。他去找严仲子,说:现在可以了。
 
然后他就一个人仗剑而行,到了韩国。他的刺杀方法极其简单利落,不用化妆,也不用献图。他直接找到相府,二话不说就杀进去,一直杀进大堂。侠累正在那儿坐着,聂政上去就把他刺死了。周围的卫士也被聂政杀了好几十。这种武功真是高得不可思议。
到最后,聂政把自己毁容,挖出眼睛,然后剖腹自杀。
故事讲完了。那么就来了一个关键问题:聂政为什么要替严仲子杀人?
 
聂政自己是这么说的:“政乃市井之人,鼓刀以屠;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,不远千里,枉车骑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,至浅鲜矣,未有大功可以称者,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,我虽不受,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”
翻译过来,大致就是说:严仲子是贵族,我是个屠夫,人家这么谦卑地跟我结交,我要报答他,替他杀人!
在后人看来,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充分。
 
我们可以拿另一篇文章跟聂政对比一下,那就是《聊斋志异》里的《田七郎》。《田七郎》讲的是勇士田七郎感激于武承休的知遇之恩,替他杀人报仇的故事,情节和聂政传颇为想象相似之处,很可能是受了《刺客列传》的启发。但《田七郎》用了很大篇幅交代报仇的背景,武承休是如何如何受冤屈,所以田七郎替他杀人是道德的,是正义的。
可司马迁倒好,对严仲子和侠累的恩怨,甚至都懒得交代。谁对谁错,根本就没关系。在《刺客列传》里,聂政的态度很简单:
你对我好,我就替你杀人报仇!其他的跟我无关。
 
所以黄洪宪瞧不上聂政。其实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,也更接近于黄洪宪而不是聂政。文明已经驯化了黄洪宪,也驯化了我们。可是在《刺客列传》的世界里,人们还没有被驯化,在聂政看来,个人之间的“情义”比什么都重要。“情义”就是最大的正义。
你对我好,那么我就用生命来报答你。至于你的是非曲直,道德与否,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。
 
05 等级和独立
 
《史记》里的刺客们还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。
 
首先,他们认为人分等级,有高低贵贱。
聂政去杀人的理由,就是“人家是公卿,对我这个屠夫如此客气”。如果严仲子是隔壁的另一个屠夫,客客气气地求上门来,那聂政多半是不会答应的。
《魏公子列传》里侯赢也是如此:人家是魏国公子,居然对我这个看大门的老头如此恭敬,我怎么能不感动,怎么能不为人家自杀?
 
现代人对这种想法有点难以接受,但是在贵族时代里,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,人们的身份等级有着严格的界定。人们不由自主会有这种观念。后来,大一统帝国兴起,很大程度上碾平了这座金字塔。所有人都变成了帝王的绝对臣民,身份等级的观念反而有所削弱。
 
刺客的第二个特点,就是他们虽然认可等级,但也拥有独立人格。
我可以对你忠诚,可以为你舍弃生命,可这不是无条件的,而是要用你的“情义”来交换的。你对我好,我才会为你而死。
这种交换不是等价的。严仲子恭敬一下,聂政就要拿命去换,付出完全不对等。但不等价的交换毕竟还是交换。奴隶无法和主人做交换,交换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独立。
这就像孟子说的: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大家说这反映了孟子的先进思想,其实并非如此。这不是孟子的个人思想,而是贵族时代的普遍精神。当时,人们还没有被绝对的权力所笼罩,还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利。
但是,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,这种权利也被淹没了。忠诚再也不需要条件。
 
06 帝国时代
 
司马迁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之际。在理智上,他拥护大一统帝国,认为它带来了秩序和繁荣。但是在情感上,他更偏爱旧时代的精神。他喜欢那种张扬,那种独立,那种自由。而在他之后的史家,对旧时代的精神越来越隔膜,也越来越不接受。
 
比如说司马迁还写了一篇《游侠列传》。不过他所说的游侠,不是郭靖、萧峰那种,而更像上海滩的杜月笙。这些“游侠”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,对公权力有一种隐隐的对抗。司马迁对此很欣赏。
但是班固就很厌恶这些人物。他也写了一篇《游侠列传》,痛斥他们“背公死党之议成,守职奉上之义废”,实在是罪不容诛。对照这两篇《游侠列传》,我们就能看到主流观念的变迁,看到帝国时代的降临。所以,从这个角度看,《史记》既是对新时代的预示,也是对旧时代的挽歌。
 
那么《史记》里那种刚健质拙的精神有没有消亡?
当然也没有。它们仍然潜伏在社会之中,只不过被挤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。
这种精神有非常美好的一面。它重然诺,轻生死,召唤着人们的雄武之气,也召唤着个体的独立意识。在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中,它给人挖开一个可供自由呼吸的缝隙。
但是,它也是原始的、野性的。它是“情义”对道德的无视,血性对逻辑的无视,私域对公域的无视。
任何文明走向成熟的时候,都会打压这种精神。从本质上来说,文明是一种驯化,而这种精神就是它的驯化对象之一。只不过,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驯化这种精神,又要把它驯化到什么程度?
 
《汉书》之后的正史给出了一个答案,那就是用大一统帝国的力量,把它逐步驯化到温良乖巧的程度。这就是《史记》之后的真实历史,而我相信,司马迁对此一定是厌憎的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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