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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沙龙:首都为什么不在上海,不在开封,不在驻马店,而非要在北京?

01 选首都的逻辑
 
 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首都当然是长安。
 
  选择长安做首都的理由很多,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还是地理位置。用古代人的话说,那叫“据崤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”,“阻山带河,四塞之地”。就军事关塞而言,长安东有潼关,西有大散关,南有武关,北有萧关,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,确实易守难攻。
 
  但光考虑安全也不行。作为首都,必须得有战略上的考虑。
 
 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直觉,那就是首都应该选在国家的中心地带。其实不对。比如从地理上来说,长安位置太靠西,不是中心。从经济来说,它也不是中心。过去关中比较富庶,但远在汉朝,全国经济中心就已转移到河北、河南一带。到了隋唐,更是往江南转移,总趋势是离长安越来越远。
 
  所以,长安位置明显是偏的。
 
  那么是否应该放弃长安,将首都转移到经济中心呢?
 
  那也不见得。
 
  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帝国,必须考虑全国的均衡。经济中心最好和政治中心错开,这样能让经济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动性。
 
  这个道理就算放在今天的中国,也同样成立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,如果现在中国把首都挪到上海,那会是什么样子?
 
  现在都说京上广深,如果首都挪到了上海,那北方就会连一个一线城市都没有。整个国家一下子就倾斜了。中国承受不了这种失调,它必须人为地把它扳过来,平衡一下。
 
  而且军事也是个大问题,国家必须考虑敌人的位置。
 
  汉唐时候,敌人主要来自北方,尤其是西北。汉唐把首都定在长安,全国物资向西北大量涌入,确保了西北经济的繁荣。这样,汉唐不仅能抵御匈奴和突厥,还有余力经营西域,打通丝绸之路。
 
  而东汉就走了一部错棋。它放弃长安,把首都挪到了洛阳。这样一来,就导致西北经济凋零,一个羌族的动乱都摆不平,直接种下了董卓之乱的祸根。
 
  唐朝中后期开始,情况变了。外部威胁开始向东北方转移。
 
  契丹、女真、后金相继从东北崛起,西北方倒相对安全。而中国的首都也来了个神龙摆尾,由西向东挪,从长安变为北京。这个过程正反应着敌人的变化。
 
  压力所向,正是首都之所向。因为首都之所向,也就是全国物资财富之所向,也是全国注意力之所向。
 
02 隋朝的选择
 
  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。
 
  汉朝的第一长安并不在现在的西安,而位于它的西北方。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。它是隋文帝所建,当时不叫长安,而叫“大兴城”。
 
 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,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。
 
  杨坚的力量建立在“关陇集团”身上。关陇集团这个概念最早是陈寅恪提出的,现在还有细节上的争议,但大体已经得到史学界的公认。
 
  所谓关陇集团,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。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。宇文泰走投无路,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,西入关中,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。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,东向和北齐争夺天下,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。
 
  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。他是宇文家的岳父,夺了女婿的天下,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。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,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,只能定都长安。
 
 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,起了变化。他离开了关中,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,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。
 
 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?按照传统的说法,隋炀帝既然是个荒淫无耻的人,建造新都城、修建大运河当然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荒淫无耻。
 
  这个说法不对。隋炀帝又不是个神经病,不会不惜代价修一条打通全国的大运河,就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。他所作所为的背后,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。隋炀帝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,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,也才会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。
 
  理想主义从来害死人。大隋朝灭亡了。
 
  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。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,远离了关中,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,因此招致覆灭。
 
  关陇集团的力量一直还在,所以李渊起兵后马上急吼吼地地直奔关中,争取这个集团的支持。也正是依靠他们的力量,李唐王朝才能扑灭王世充和窦建德,一统天下。
 
03 唐朝的选择
 
 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,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。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,那就是粮食。
 
  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。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,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。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。
 
  以江南粮食为例,它们要送到长安,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。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,从江南到洛阳一段问题可以走大运河;从陕州到长安一段,也有现成的广通渠,问题都不大。
 
  真正的问题出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。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,船过不去,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,非常艰险,运量也很有限。
 
 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。李世民统治时期,政府规模很小,军队也是军农合一,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。所以危险还没暴露出来。到了唐高宗时代,政府规模急剧膨胀,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,粮食就成了大问题。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。
 
  这时,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。
 
  唐帝国并不缺粮食。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,堆积如山,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。好在粮食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,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。
 
  在唐高宗时代,一遇到关中欠收,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去。当然,长安还是首都。等到荒年过去,李治他们还回来。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。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,狼狈不堪。永淳元年那次,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,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,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。
 
  堂堂的大唐天子,混得跟洪七公似的,这肯定说不过去。于是,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。
 
  要是从交通运输的角度看,洛阳的地理位置要好得多。它位于帝国的中心,四通八达,交往方便。用古人的话来说,就是“职贡所均,水陆辐辏”。
 
  但是唐朝皇帝还是不太敢迁都到洛阳。关陇集团就在关中,那里高度军事化,力量很强大,离开这儿太危险了。隋炀帝就是下场。但是话说回来,长安在经济交通上的劣势又摆在那里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,唐朝帝王对首都定位都颇为犹豫。
 
  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,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,将它正式定为东都,营建洛阳宫殿,称长安和洛阳为“东西二宅”。到了武则天时期,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,将洛阳定位帝国的真正首都,改称“神都”,地位超越了长安。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,很少再回长安。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。
 
  武则天这么做,历史上有很多解释。
 
  有人说她害死了皇后和萧妃,长安宫殿里闹鬼;有人说她喜欢洛阳的繁华富丽。从武则天害人杀人的劲头看,她神经强健得很,应该不会太怕鬼。洛阳的繁华倒可能是个因素。当时长安以恢弘取胜,洛阳以奢丽见长。从个人审美而言,武则天无疑更偏爱洛阳。但武则天是个精明的政治家,不会如此肤浅。她更深层的动机还是摆脱关中的影响,抹掉唐朝的痕迹,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国。这是一场豪赌。武则天赌赢了。按照陈寅恪的说法,武则天一手策划了关陇集团的破灭。
 
  但是这样一来,唐朝的战略布局就有了个大漏洞,它很可能会走上东汉的老路。
 
04 粮食问题
 
  武则天垮台后,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,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。按理说,返回祖宗奠基之地,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。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。不少人上奏折劝谏,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:长安没有吃的,回去不得呀皇上!
 
  韦后则反驳说:自古哪有逐粮天子?
 
  从经济上说,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,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,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。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,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。根据全汉升的统计,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,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,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。
 
  痛定思痛,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。
 
  以前也不是没做过努力。尤其是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,很多人都曾设法改进。比如将作大匠杨务廉就想过一个办法,他开凿了砥柱旁边的三门山,船只过砥柱时的时候,改成陆运,直接从开凿的山路上用纤夫拉过去,绕开砥柱。但是代价非常惨重。这条山路极其危险,纤夫往往从山上坠落,动辄死亡数十人,“落栈着石,百无一存”,时间长了,也不是个办法。
 
  后来还是靠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。
  砥柱
 
  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名,但对唐朝的贡献,其实还在宰相姚崇、宋璟之上。他认识到了按照当时的技术手段,三门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碍,只能走陆路。既然克服不了,他就重点在其他环节上改进。
 
  美国有过一个著名的企业管理家泰勒,他创立了有名的“泰勒制”,将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,然后将每一道工序设计得最合理最高效。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。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,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,设计好衔接时间,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。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,什么时候到洛阳,什么时候走陆路,什么时候入渭水,什么时候到长安,裴耀卿都精心设计,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减到骨头里。
 
  这个方案没有牵涉到工程技术上的革命,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。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,结果到天宝年间,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。
 
  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,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。有了这些粮食,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,拓西域,抗吐蕃,灭勃律,屠石堡。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四百万石粮食上。
 
  粮食问题解决了,长安的位置就稳定下来,洛阳被抛弃了。
 
  但就在这个时候,安史之乱爆发了。
 
05 开封又取代了长安
 
 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关键点,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,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。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,更重要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点太重要了。
 
  从汉朝开始,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。但是直到隋末唐初,北方还是占优势。以秦岭淮河为界,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三比二。但这个比例还在变化。安史之乱前夕,这个比例已到达了一个关键点:一比一。
 
  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,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,北方再也没翻过身来。到了宋朝,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翻转为二比三。
 
  安史之乱有一个直接结果,那就是江南变得非常非常重要。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,长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输入。从地图上看,这是非常怪异的形象。东南的身子伸着一个上千里的细长脖子,供养着西北的一颗头颅。
 
  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,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,很容易被折断。大家都来抢夺这条脖子,想在上头吸一口血。这个脖子就是大运河,而整个晚唐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。
 
  能控制住运河,能保持住漕运,帝国就能活下来,不然就会死。有一次,在最危急的时候,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,皇帝对太子说:“米已至陕,吾父子得活矣!” 当时就是这么个惨相。
 
  在这个过程里,开封脱颖而出。
 
  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,是大运河的关键点,也是凑在脖子上吸血最方便的位置。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。最终,军阀朱温就以汴州为基地,灭亡了唐朝,建立了后梁。
 
  在这个时候,漕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 
  原来的漕运体系,从地图上看是两条大折线。
 
  第一条折线是从南到北,连接江南和黄河。
 
  第二条折线再从东至西,通过黄河将物资运往关中。
 
  现在第二条东西折线被斩断,只留下了第一条南北方向的折线。这条折线后来又接着往北向延伸,一直通到了北京。中国的东西大动脉,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。
 
  这个改变,对中国历史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
 
06 最后的胜利者是北京
 
  开封在这条南北大动脉的中间位置,按理说挺好的。但是它跟洛阳一样,有两个天大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一马平川,不好防守。第二个问题更严重,那就是离敌人太远了。
 
  离敌人太远了不好么?
 
  不好。
 
 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帝国来说,首都是个巨大的资源吸吮期。它在哪儿,资源就往哪儿涌,那一块儿地方就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。现在敌人主要位于东北方向,资源都往开封涌入,那东北方向怎么守?东汉就是搬到中原以后,西北凋敝,连一个羌族都摆不平,这就是前车之鉴。
 
  所以,必须往东北方向搬家。只要守着运河,能搬多北就搬多北。大运河最远差不多就是北京。所以,中国的首都最后也就定在了北京。
 
  这不是朱棣的一时兴起,而是由帝国的深层逻辑决定的。而路径依赖一旦形成,如果没有巨大的推动力,就不会发生改变。
 
  北京就成了最后的胜利者。 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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