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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天看了几篇谈“文学和三观”的文章,起因好像是一篇《英国病人、钢琴课“毁三观”?》的文章。

 

这个话题其实是个老话题。老到什么程度?老到了long long ago 的古希腊。
柏拉图写过一本《理想国》,里面就讨论了文学和三观的问题。他重点拿《荷马史诗》下刀,举了好些例子。

比方说,荷马史诗里头有个英雄奥德修斯说: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大吃大喝,杯子里酒装的满满的,桌子上肉堆得高高的。柏拉图说这叫啥人生观?这叫啥世界观?年轻人看了以后会咋想?

 

还有一段。铁匠神是个跛子。他在众神的宴会厅上,拿着酒壶跑来跑去倒酒,众位神仙看他那个样子,都“哄堂大笑”。柏拉图说神仙应该英明伟岸,宝相庄严,怎么能笑呢?就算笑又怎么能“哄堂大笑”呢?就算大笑又怎么能对着一个残疾神仙这么大笑呢?请问这跟两千多年后的赵本山有什么区别?价值观low到什么程度了?

年轻人看了以后会咋想?

 

柏拉图读书的时候,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傻不拉唧的年轻人。书上写什么他就学什么。所以柏拉图很忧虑啊:这个年轻人会咋看?这个年轻人会咋想?这个年轻人要是学坏了该咋办?
他觉得荷马史诗应该出个洁本。众神看见铁匠神都起来给他让座,而奥德修斯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,就是为了把希腊建设为先进的奴隶制社会而奋斗终身。

总之,一切都是庄严肃穆,句句都是金玉良言,年轻人一读就有生不如死之感。

 

 

现在我们都知道,柏拉图这些话是错的。文学不能用这样胡来,把《伊利亚特》改成《金光大道》肯定是不对的。

 

但是,这里就引起一个问题。

我们是不是不能用三观来评价文学?
我的看法是:能。
因为你不可能看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带三观。
如果你不带任何三观,那你也看不懂任何文学作品。

 

为什么?
因为文学必须诉诸人类的感情,而人只要有感情,就会有好恶。有好恶,就会有是非。三观就会浮现出来。你可以不叫它三观,给它起个别的名字,但其实就是一个意思。

 

 

我也可以举很多例子。

 

比如《蝇王》。

《蝇王》写的是飞机失事,一群孩子掉到了孤岛上。开始的时候这些孩子还知道互相合作,遵守秩序,后来人性中恶的东西开始显现,最后一发不可收拾,居然搞到了互相屠杀的地步。
作者想写啥?写人性中邪恶的成分嘛。但是你不带着三观的话去读,你怎么会觉得那是恶?大家杀来杀去,挺好玩的呀!你看那个杀人的小朋友杰克身体敏捷,下手果断,真是太可爱了。你要是这么个读法,让作者戈尔丁情何以堪。

所以,你一定要觉得“孩子们互相屠杀,是错的,是恶的”,这本书才有意义。

 

再比如《1984》。

奥威尔描写了主人公在大洋国里生活的状况。你必须认为这样生活是可悲的,必须在三观上认可自由的价值,才能读下去这本书。你要是觉得:“咦?啥事都不用操心,领导都替你想到了,这不挺好的么?”那奥威尔又情何以堪?

 

说三观和文学没关系的人,我想问问他们:如果《1984》的主题是反过来的,歌颂大洋国对人民的精心管理,主人公温斯顿是个反动的跳梁小丑,妄图螳臂当车,被大洋国群众的力量碾为齑粉,那你还看得下去么?你要是说喜欢看喜欢看就是喜欢看,那你是真有病。

这也可能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集会呀

 

 

有人说那《水浒传》三观也不正啊,为啥还是经典?

就像李逵,用现在眼光看,就是个人形野兽啊,吃人肉烧烤就不说了,还把人家四岁的小衙内活活劈成两半。作者居然不批判,还把李逵写成直性子好汉。这不是三观不正是什么?
这当然是三观不正。

那为什么我们能接受水浒?
因为距离感。

 

如果你把李逵改成王建国,把小衙内改成刘梓轩,你看看还能接受么?

 

只见王建国在超市背后的小胡同里,把四岁的小轩轩一把揪住,用斧子劈成两半,血溅了王建国一脸。王建国抹了一把脸上的血,仰面哈哈大笑:“老子杀得痛快!”

 

哪个作家敢这么写王建国?就算写了,有多少读者会接受?

 

王建国

 

王建国杀人,我们会有情感投射,脑子里的三观会“嘣”地挑出来。而李逵杀人,我们就当看一副画面,因为李逵离我们太过遥远,我们可以用看其他物种的角度看他,会觉得“那时候的人就那样”。但我们绝不会这么看王建国和刘梓轩。可就算是读《水浒传》,我们一样要带着三观,否则鲁智深的形象为什么会显得动人呢?

 

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经受过“三观”方面的评估。而且,越是离我们近,越是能激发我们的代入感,越是让我们觉得真实的文学作品,越会经受这种评估。这既不可耻,也不低逼格。这是读者的本能。

 

还是拿奥威尔说事,奥威尔写过一系列文学评论文章,篇篇都是巨牛的好文章。这些文章的中心,往往就是评价作家的三观。有什么错乱的地方,他给指出来,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,他也给指出来。最有名的一篇是《狄更斯》,大家可以自己搜来看一看。看完这篇文章以后,你会对狄更斯了解得更多,而不是更少。所以说,文学作品的三观当然是可以讨论的,而且这些讨论往往能揭示出作者的深层思想。

 

 

但是——

评价一个作品,可以讨论三观,但绝不能限于讨论三观。否则的话,你还看什么小说?买本《如何做一个好人》,或者订阅个公众号,跟作者一起长大个就可以了。

其实文学冒犯我们的三观,不见得是一件坏事。艺术品跟科技有个共同点,就是探索未知之地。它们不是固守我们的大本营,而是去探索边疆。它往往就是异类的,就是让人不舒服的。它跟我们的观念不吻合,有时候就意味着它延伸到了我们以往还没有触及的精神之地。

 

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。关键在于文学是复杂的。

三观源于人类的感情。但是感情是复杂的,三观相比之下是简单的,是框架而不是血肉。而文学的目的是揭示世界的复杂,而不是归纳世界的简单。
它会观察人心的波动。这个波动可能不合规矩。但是再不合规矩,它也是这么波动的。你光说一句你不该这么瞎动,那也没啥用,这并不能增加你的认知。文学就会去深入到这种波动下面,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

 

比如文学里的坏人。就算是一个极坏的坏人,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复杂的。你越深入了解到这个复杂性,你就会对他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共情。没有恶是无来由的,没有恶是无杂质的。

 

有一句老掉牙的话,说是了解一切,就会宽恕一切。这句话里有一种上帝的视角。人类社会负担不起这句话。真的负担不起。

但是它不是完全没道理的。

 

 

现实社会里我们负担不起这句话。但是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,让我们获得一次短暂成为上帝的机会,抽离开此时此地,去带着了解的同情,看善里的黑暗,看恶里的洁白。

也只有在艺术品里,我们才能自由地感受无人不冤,有情皆孽。

 

卡波特有本小说叫《冷血》,写的就是一个杀人犯,灭了人家的满门。这真是穷凶极恶啊。但是读着读着,你就会渐渐对这个凶手有更深的了解。你会用看待一个人,而不是看待一个凶手的角度去看他。我们甚至会和他产生共情之心。

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忘记自己的三观了么?我们是不是应该忘了“灭门是一件极大的恶”?我们是不是应该说“用三观来看这么高雅的一件事,真是恶俗”?
不。

如果这样的了解,让我们忘记了“灭门是一件极大的恶”,那我们不是高雅了,而是煞笔了。

凶手和作者

 

只有当我们还保留着这份认知,保留着这份观念,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。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恶,然后才会去看恶后面的种种痛苦,种种不得已。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三观,这本书反而站不住了。要是灭门没什么恶不恶的,你为这破事写个长篇小说干嘛?
那么读这本书的时候,我们做了什么呢?我们就是当了几个小时的上帝,不过是一个依旧有着人类情感,人类三观的的上帝。

 

这个上帝说:我不以我所有的为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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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工程师,青年学者,作品有《晋朝另类历史:出轨的王朝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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