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新传媒
位置:博客 > 押沙龙 > 押沙龙:犬儒和傻子

押沙龙:犬儒和傻子

昨天写的文章,牵涉到了梦想的话题,让我想起自己以前的一篇旧文,是关于《儒林外史》的。

 

01

 

先说吃。

 

张爱玲提到自己长辈时说,“从前相府老太太看《儒林外史》,就看个吃”。《儒林外史》里确有很多篇幅在写吃,而整本书里最醒目的一个吃货,就是马二先生。

 

马二先生又黑又胖,看着就像一块酱油红烧肉。他走到哪里,哪里就显得开胃。蘧公孙请他吃饭,摆出一碗炖鸭、一碗煮鸡、一尾鱼、一大碗煨的稀烂的猪肉。马二先生“吃了四碗饭,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。里面听见,又添出一碗来,连汤都吃完了。”

 

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时候,更是一路茫然大嚼,也顾不得看湖景看女人,满眼都是饭馆,“透肥的羊肉,滚热的蹄子、海参、槽鸭、鲜鱼……”人家眼里的西湖是苏堤断桥三潭印月,他眼里的西湖就是杭州美食一条街。

 

 

而在《儒林外史》里头,有一个人跟马二先生正好是反着的,那就是天长才子杜慎卿。

 

杜慎卿是《儒林外史》中头一号雅人。他雅到什么程度呢?就是几乎不怎么吃东西。他摆酒请客,一上来就声明“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,只是江南鲥鱼、樱、笋,下酒之物,与先生们挥麈清谈。摆上来,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”。

 

樱桃宴的次日,人家在聚升楼酒馆回他的席,点了一卖板鸭、一卖鱼、一卖猪肚、一卖杂脍。“众人奉他吃菜,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,登时就呕吐起来。”

 

这和马二先生几乎不像是一个物种。

 

马二先生是个俗人,杜慎卿是个雅人。但是蘧公孙有事的时候,马二先生把身上的银子全都拿出来给他摆平这事;后来萍水相逢,遇到匡超人,马二先生出手就送他十两银子,劝他好好读书。马二先生并不是有钱人,他这么做,就是单纯的善良。一脸的红烧肉气色,一脑子的迂阔念头,也掩盖不住的善良。

 

杜慎卿呢?鲍廷玺在他家当帮闲,溜须拍马地混了几个月,最后想问他借点钱。杜慎卿直接说不给也没事,他来了个祸水东引:我不能借你钱,但是我给你指一条明路,你找我堂弟借钱去!他脑子糊涂,最喜欢乱借钱给人了。我给你出这个主意,就跟我自己借钱给你是一样一样的!

 

这就有点缺德了。

 

02

 

很明显,吴敬梓有点烦杜慎卿。

 

《儒林外史》里的人物几乎都有生活原型,那这位杜慎卿的原型又是谁?

 

胡适考证说是作者的堂兄吴檠,但不少研究者并不相信这个说法,因为从各种细节来看,这个杜慎卿更像是清朝的那位才子袁枚。

 

杜慎卿熏香,袁枚也熏香;杜慎卿好男色,袁枚也好男色;杜慎卿声称自己纳妾是为了解决后嗣问题,其实他最讨厌女人,“隔着三间屋子都能闻见她们的臭气!”而袁枚也是“无子为名又买春”,拿着没后嗣的幌子,到处乱搞。另外,杜慎卿肯下嘴的几种食品,也都在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出现过。

 

现实生活中,吴敬梓确实一直看袁枚不顺眼,趁写书的时候把他抓来刻薄一番,确实大有可能。

 

那么袁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

 

是个才子。才子该有的优点他都有,该有的毛病他也都有。

 

他思想算是比较通达,还喜欢标新立异,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,“郑孔门前不掉头,程朱席上懒勾留”,跟正能量保持距离。但是他保持距离,并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一套,而是因为大家都拥护郑孔程朱正能量,他要是也扎堆儿,就显得俗了。所以他要远远站在一旁,不即不离,与众不同。

 

袁枚有些想法很奇怪。比如说他一点都不歧视妇女再嫁。这当然是优点,思想先进。但是他提出来的理由有点让人无语,那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“不为天下先”。袁枚说:“八珍具而厨者先尝,大厦成而匠人先坐”,有什么关系呢?

 

比他晚上几十年的俞正燮,也为妇女再嫁辩护过,但提出的理由主要是女性自身角度出发的。这样做不人道,没必要,伤害性极大等等。不像袁枚说的:只要菜好,厨子尝过一口就尝过一口吧。

 

这就是才子和正经文化人的区别。正经人可能会显得有点呆,过于严肃。才子呢,呆倒不呆,就是显得有点贱兮兮的。就像俞正燮对女性的同情向外的,不指涉自己的。而袁枚则是同情着,同情着,就不由自主地往吊膀子上靠过去了:小妹妹,来,听袁哥给你吟个诗呗。

 

才子龚自珍就吟过一首贱兮兮的诗:

 

偶赋凌云偶倦飞,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,便说寻春为汝归。

翻译过来大致就是:我嫌工作累,从大厂辞职回老家了,忽然碰见了一位漂亮小姑娘。她问我怎么咋回来了?我就说,想小宝贝你了呗!

 

王国维是个正经文化人,用鲁迅的话说,“老实的像火腿一样”。他读到这首诗就很不高兴,说“儇薄无行,跃然纸墨间”。

 

这完全就是两类人。

 

03

 

吴敬梓别看写小说,骨子里其实属于王国维那样的“正经人”。吴敬梓很讨厌袁枚。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,也都住在南京,朋友圈也有很大交集,但是两人几乎绝无往来,只是遥遥地在文字里互相刺对方两句。

 

他们为什么互相看不惯呢?这就像“才子”和“正经人”的对立一样。在这种对立里,风格什么的都是外在表现,关键还是对世界的看法不同。

 

吴敬梓跟王国维不一样,是个聪明的刻薄人,对人情世故看得一清二楚。但在内心深处,他又是一个热诚的理想主义者,冲劲儿上来的时候简直不计后果。就连许知远跟他一比,都有点太滑头、太油腻了。他们俩要是碰面,吴敬梓会反过来拿着话筒问许知远:对这个时代,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么?

 

 

“对这个时代,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么?”

 

理性主义最根本的特征,就是对现实世界不满意。这道理也很简单,不管现实多好,跟理想也一定有落差。没有差距就不叫理想了。吴敬梓对这个世界是不满的,他希望矫正它,改进它,让它变得更好。

 

这种理想体现在《儒林外史》里,就是修泰伯祠。

 

修泰伯祠是全书的核心事件,是作者设计的大高潮。其实在现实中,吴敬梓确实也修过泰伯祠。为了修这个东西,他把房子都卖了。最后穷得没办法,他只能种菜、打短工过日子。我们真的很难理解:修一个祠为啥这么重要呢?

 

因为对吴敬梓来说,这就是理想的一个具体象征。

 

吴敬梓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,但他的理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他自己其实也说不清。《儒林外史》里有好几位高大上的正面人物,他们也都说得含糊其辞,无非是些老生常谈的废话。其实不光吴敬梓说不太出来,大部分理想主义者都描绘不清自己的理想世界。你要采访问许知远,问他这个问题,他也只会扭扭捏捏说一通云山雾罩的话,然后假装说清楚了,一脸诚恳地看着迷惑的你。

 

吴敬梓不知道理想世界是什么样。他只知道,世界不该是现在这个样。

 

在他心目中,世界是一个严肃的所在,值得我们为之努力,为之战斗。

 

而袁枚呢?同为才子,他跟龚自珍还不一样,龚自珍还有理想化的东西,袁枚对此毫无兴趣。袁枚不想修什么泰伯祠,只想修他漂亮的“随园”。在袁枚眼中,整个世界就像一场大宴席,而像他这样的才子,有权在这个宴席上占据一个特别好的位置。“此地若教行乐死,他生也不带愁来”。才子嘛,这辈子就这么爽死算了。

 

他有一些奇思妙想,但对待这些思想也不如何认真。他真正迷恋的的还是自己。他就像《儒林外史》里的杜慎卿,大家都在雨花台赏景,他却独独在“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,徘徊了大半日”。

 

袁枚对这个世界是满意的。只要被赏识,不是“怀才不遇”,才子们对世界总是满意的。袁枚在给朋友的书信里就说,“我辈身逢升平,非有大怪癖、大怪诞,当不受文人之厄”。其实真的是这样呢?也未必。

 

在袁枚当县令的那些年,他就处理过一个案子。一位老文人给朋友写讣文时,夸奖死者对手下的佃户,经常赦其欠租。就因为误用了这个“赦”字,老文人被立案侦查。袁枚心肠软,格外宽大处理,打了他一百板子,判处三年徒刑。这个老头何尝有什么大怪癖、大怪诞?最多就是心不够细嘛。

 

有过这样的阅历,袁枚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?无非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,时间一久也就胡乱淡忘掉了。但要是考官没录他的文章,那他能骂一辈子。

 

04

 

世界上总是存在这两类人。几百年前是这样,几百年后还是这样。再过一千年恐怕也是这样。

 

吴敬梓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袁枚他们怎么就对世界这么满意。

袁枚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吴敬梓他们怎么就对世界这么挑眼。

 

吴敬梓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袁枚他们怎么就这么轻浮。

袁枚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吴敬梓他们怎么就这么古板。

 

吴敬梓他们会觉得袁枚他们犬儒;而袁枚他们只会觉得吴敬梓他们傻叉。

 

 

 



推荐 1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