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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沙龙:商君的乌托邦

01
 
今天说说历史上的法家。
 
儒家有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,这个乌托邦记载在《礼记》的礼运篇里:
 
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,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
 
法家也有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,而这个乌托邦记载在《商君书》里。
《商君书》不是商鞅一个人写的。它总共有二十多篇,其中有几篇可能出自商鞅之手,其他的都来自后代的法家作者。根据现在学者的估计,最晚的几篇可能出现在秦始皇时代。但正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写的,反而比《韩非子》更能看出法家作为一个流派的整体观念。
 
《商君书》是围绕着秦国写的,提供了具体的建议,也勾画了法家的理想。它理想中的乌托邦非常像农业社会版的《1984》。大家都觉得奥威尔很有想象力,其实他想到的很多东西,《商君书》都想到了,而且比他还早了两千多年。
 
02
 
按照《商君书》的想法,老百姓活着就应该干两件事:种地和打仗。其他的事情都是坏的。商人越多,社会越乱套,把这个东西交换成那个东西,有什么用?读书人越多,社会越乱套,知道那些大道理有什么用?甚至工匠都不能多,做出来那么多漂亮东西有什么用?
 
都去种地和打仗就行了。
 
老百姓不能太穷,也不能太富。大家都吃不上饭,这肯定不行,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变富。“民有余粮,则薄燕于岁。”人们富了,就会偷懒,就会不听话,所以要使“贫者富,富者贫”。
 
让贫者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使劲种地。但怎么让富者贫呢?有好几种办法,比如说粮食管控,“商无得籴,农无得粜”,只有官府来收购,把价格压得很低,同时“贵酒肉之价,重其租,令十倍其朴”。老百姓有余粮,想吃点好的,就对酒肉使劲儿收税,让销售价是成本价的十倍。同时,还可以逼着他们花大价钱买官爵,把粮食给消耗掉。等等等等。
 
但最终解决方案还是打仗。打仗可以快速消耗掉多余的财富。
 
所以大家要注意,我们都说法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,其实这并不是它最终目的。按照法家的想法,国家不能穷,但也不能富,有多余的财富必须通过打仗的方式来消耗掉。打仗不仅仅是战胜敌人的手段,也是消耗自己财富的手段。
在《商君书》看来,这样的战争是消耗多余财富的最佳方式
 
对这一点,《商君书》有详细的解释。它说国家有六种坏东西,叫六虱,分别是岁、食、美、好、志、行。后来的研究者对这六虱的解释有细微差别,但总的来说,就是好吃的,好喝的,漂亮东西、独立意志这些东西。
 
除了六虱之外,它还有一个说法,叫十害,分别是礼、乐、诗、书、善、修、孝、弟、廉、辩。在我们看来,善啊孝啊这都是好词儿啊,可在《商君书》看来,这是国家的祸害,具体原因在下面我再解释。
 
《商君书》认为,国家富了,就会产生这些祸害。我们常说“饱暖思淫欲”,《商君书》的看法更悲观,认为“饱暖思孝悌”。到时候,十害横行,六虱滋生,这就是国家体内的毒素。要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打仗。“国遂战,毒输于敌,国无礼乐虱害,必强”。
 
所以,战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获得土地,也不是统一天下,而是排除体内的毒素。
 
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问题,如果没有敌国了,怎么办?
 
《商君书》里也提到了“王天下”,好像要劝国君统一天下,但统一天下以后,没有敌人了,怎么排除体内的毒素,怎么样把礼乐孝悌这些坏东西扼杀在摇篮里?
 
《商君书》对此没有解释。它可能觉得这个目标太过遥远,甚至不太可能实现,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但是秦始皇后来统一六国后,这个问题就浮出了水面。
 
按照法家的逻辑来推导的话,那就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:既然没有敌人,就只能把老百姓当成敌人,用对待敌国的方式对待他们,用修长城、修骊山墓、修驰道之类的办法把民间财富消耗掉。
 
而秦始皇也确实这么做了。
 
03
 
《商君书》特别讨厌商人,提到商人就像提到了一群大害虫。
 
这背后有很多原因,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:商业导致社会不好控制。
 
《商君书》对此也有解释。它说商人、工匠这些人跟农民不一样。商人的资本可以挪来挪去,有了风吹草动他们可能就会跑掉。而农民的资本就是土地,走不动。因此,商人天生的不服从,而农民天生的服从。
 
所以,我们要把老百姓都变成农民,然后驱使他们打仗。《商君书》说,“资重则不可负而逃,邻危则不归于外。无资归危外托,狂夫之所不为也。”土地资本不能扛了跑,而我们对外不停打仗,邻居都处于危险状态,谁会傻到一无所有地跑到危险的地方呢?这样一来,他们就只能听话了。
 
《商君书》对人的移动非常反感。
 
它说商人到处乱跑,就会把市场搞乱,读书人到处乱跑,就会让老百姓听到不该听到的话,甚至会开始琢磨“仁义孝悌”之类的荒谬事情。《商君书》里有一篇《耕令》,根据专家的意见,这一篇很可能是商鞅自己写的。为了防止人的移动,《耕令篇》就建议“废逆旅”,关掉所有的旅馆,让你没法出门,都老老实实在家种地。
 
但这个想法太过激进,恐怕就算秦国也没有这样执行。
 
04
 
关于法家,有一个让人困惑的事情,他们为什么厌恶“善、修、孝、弟、廉、辩”之类的东西呢?按照我们的想法,善良廉洁孝悌不都是好事儿么?
 
这是因为法家本质上是厌恶道德的。
 
他们不是厌恶具体的某种道德,而是厌恶道德本身,因为道德意味着自由意志。有道德的人会判断,什么是道德的,什么是不道德的。但在法家看来,你算老几?你还判断?每个人都去判断,社会不就乱套了么?
 
不光是道德,人类的亲情也是有害的。不光是亲情,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正面感情都是有害的。因为感情意味着“私”,就会妨碍“公”。
 
真正良好的社会应该靠严刑峻法来维持。你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喜欢,而是因为不得不做,这才是完美状态。
 
在《画策篇》里,作者甚至说:治主无忠臣,慈父无孝子。这不是说慈父会溺爱出逆子,而是说好国君不需要有忠臣,好父亲不需要有孝子。这在我们看来,这真的是很奇怪,忠臣孝子有什么不好?但是《商君书》认为:就是不好!忠孝牵涉到道德判断。你选择了忠,就有可能选择不忠;选择了孝,就有可能选择不孝。这都是危险的种子。你就不该自己做判断,你就应该形格势禁,不得不去顺从君主,顺从父亲。
 
《商君书》就像秦国的黄晓明一样,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。你就不该有任何“觉得”不“觉得”。做就是了。
 
在咱们看来,充满感情地做一件事,比别无选择的做一件事更好,但在法家看来,恰恰相反。你听话就行了,不需要你忠。“忠”,就说明你私下里考虑问题了,这就是可恶。
 
理解了这一点,我们就能理解法家为什么这么讨厌“善、修、孝、弟、廉、辩”。它不是讨厌善修孝悌本身,它是讨厌一切的自由意志。
 
善良和奸恶,它都不赞成,但如果一定让它选择的话,法家宁可选择奸恶。因为奸恶让人与人之间不团结。《商君书》里有一段让研究者非常困惑的话。它说:“国以善民治奸民者,必乱至削;国以奸民治善民者,必治至强。”研究者们认为,让坏蛋来治理好人,国家就强盛,这听上去太荒唐了,是不是有别的深意啊?其实没有别的深意,《商君书》就是这个意思。
 
《禁使篇》里对此有详细解释。
 
它说国君不能让任何人团结,团结起来就会蒙蔽上级,法令就执行不下去。所以,一定要让他们的利害不统一。你得了好处,我就吃亏,大家互相防备,互相猜忌,这样国家才能强盛。“夫利异而害不同者,先王所以为保也。故至治,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,民人不能相为隐。”
 
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情义,有情义就会团结。哪怕是一个家庭内部,也要让他们利害不统一。比如说丈夫参军了。当然,拼命往前冲,被敌人打死,对这个丈夫是很不利的。但是他如果勇敢杀敌,妻子儿女都享福;不勇敢,妻子就要连坐,这样一来,妻子儿女的利益就和他不一样了。他参军的时候,老婆就会说:“不得,无返!”不砍个敌人的首级,你就别活着回来!
 
这样一来,国家大治。
 
老婆这么对丈夫说,并不是因为爱国。《商君书》从来不提爱国,甚至也不希望人们爱国。它就希望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哺乳动物,想活,怕死,好逸、恶劳,人性越简单,越容易设计出一套方法来管理他们。爱啊恨啊的,反而是不安定因素。
 
从一点出发,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让坏人管理好人了。因为只要把规则设计好了,坏人是很容易被挑拨起来互相猜忌。而有些好人就比较麻烦。他们可能会有些非功利性的情义,不好挑拨。
 
世上总会有特别恩爱的夫妻,特别仗义的朋友,特别重情的父子,在《商君书》看来,这些人确实是好人。但好人是最可恶的,会妨碍法令的试试。所以要让坏人去治他们。
 
05
 
但是法家这么做,到底是为了谁呢?
 
我们知道儒家的立场。我们可以说儒家迂腐,不切实际,但我们必须承认,儒家是人本主义者,他们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。他们接受皇帝,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皇帝,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,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所以儒家到后来就会出现《明夷待访录》那样的作品,私下里痛骂皇帝,说“帝王者,皆贼也”。黄宗羲的说法和儒家核心并不矛盾。
 
那么法家呢?
 
我们可能会认为法家是站在帝王的立场看待问题,一切都是为了帝王利益的最大化。其实也不尽然。法家不相信道德,不相信教化,那他们的发言对象只能是帝王。既然如此,写文章当然要站在帝王的角度:这样对大王您有利,那样对大王您不利,这样写才能有效果。但是法家写文章给自己看的时候,就不见得这样了。
 
《商君书.修权篇》里就说:“故三王以义亲天下,五霸以法正诸侯,皆非私天下之利也,为天下治天下。乱世之君臣,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,以便其私,此国之所以危也。”君王不应该把天下国家都看成自己的,要为天下而治天下。君主只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
 
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帝王的利益,他们真正的终极目标,还是天下,还是国家。
 
但这个“天下”和儒家的“天下”并不一样。儒家说的“天下”其实是“天下人”。你看我这篇文章开头里引用的那段儒家理想,说的都是人民的生活状态。而对法家来说,它对“天下人”不感兴趣,也并不爱惜。比如它非常鼓励打仗,没事了就应该打仗,死人是很好的事情。
 
它感兴趣的是“天下”和“国”这些抽象概念。
 
我们可能觉得富国强兵是它的理想,其实不是。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,富国强兵,对法家来说只是一个手段。说句难听的,甚至像是一个排泄过程,通过富国强兵,把社会堆积起来的毒素排泄出去。它对世界的理想要比富国强兵大得多。这个理想的核心是“一”。这个“一”倒不一定是统一天下。《商君书》对统一天下这件事并不是特别热心。它的“一”是“一致”,整个社会看起来都一个样子,又简单又稳定。
 
所以《商君书》给大家描述出的乌托邦大致是这个样子的:
 
这个社会只有农民和战士。农民不停地生产粮食,粮食堆积多了,就通过打仗来消耗掉。这个乌托邦里没有好看的物品,没有悦耳的音乐,没有复杂的诗歌,没有一切我们称之为“文明”的东西。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法令。他们只有最简单的生物本能,想吃好的,想多活几年,想被人尊敬。这些人不会思考,没有道德,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情义,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破坏社会。人们不应该太穷,但也绝对不应该有财富,一旦积累了太多财富就要通过战争消耗掉。这个社会没有犯罪,因为最轻微的罪过也会被严厉处罚,周围的人也会被连坐,所以官员不敢贪污,商人不敢投机,农民不敢偷窃。
 
我们看到儒家的乌托邦,会嘲笑它根本不会实现,可是看到法家的乌托邦,肯定会唯恐它的实现。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:法家为什么会设想出这么一个乌托邦来?这个乌托邦对他们的诱惑力在哪里?
 
是对整齐划一的强烈偏好,是对操控他人的强烈快感?
 
我不知道,也无法分辨。
 
但是看了《商君书》之后,我有了一个感受。不管我对儒家多么不以为然,如果让我活在那个时代,非让我在法家和儒家中间做选择的话,我一定选择儒家。它至少觉得人是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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