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这些天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书稿了。由于是第一次写虚构类题材，所以投入得心无旁骛，一直没有更新。现在书稿写了个七七八八了，就收回心来，接着写写公号吧。

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，也是我写书的时候想到的，那就是：人为什么要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？这个话题极其古老，但又极其无解。如果有个孩子站在我们面前，问出这个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回答呢？

01

最简单的一个答案是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所以我们要做好事。

但这个说法在很多时候都不成立。做好事不一定有好结局，做坏事不一定有坏结局。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。当一个社会处于稳定的、健康的环境下，这个说法也许有概率上的或然性。可是当社会出现失衡，或者碰到秩序重建的时候，这个说法往往就失效了。

现在大家喜欢捉汉奸，骂汉奸，那么我们就来拿汉奸做例子吧。陈公博被枪毙了，周佛海死在老虎桥监狱里，我们说汉奸果然没有好下场。可是历史上的范文程不就活得很好吗？割了幽云十六州的石敬瑭还做了一辈子皇帝呢。这种历史的糊涂账又该怎么算呢。

古代人碰到这种事情，有时会把报应往后推，所谓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”。做坏事的人即便此身不报，也会报到子孙后代身上。当然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，人是独立的主体，不能为他人的行为负责，这种报应本身就不够合理。但即便我们接受古人的伦理价值，认可这种报应的合理性，它也未必成立，而且很多时候甚至是反过来的。

比如说明朝的靖难事件。站在今天回顾历史，永乐和建文的争斗似乎并不是黑暗和光明之争，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以当时人的立场思考，情况就绝非如此。朱棣所作所为当然是大恶，颠覆了世界的秩序。而朱棣和建文帝比起来，更是残暴不仁，至于燕军的暴行，也是人神共愤。

永乐皇帝颇有能力，但论起残忍恶毒，在帝王中也是罕见的

齐泰、黄子澄、景清、铁铉他们都是建文的忠臣，坚决反对朱棣。结果都被以酷刑处死，妻女家属被发往教坊司，在里面受到的凌辱更非人类所能想象。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》里就引过《南京法司所记》里的一段史料：
 

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曰，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：齐泰姊及外甥媳妇，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，每一曰一夜，二十馀条汉子看守着，年少的都有身孕，除生子令做小龟子，又有三岁女子，奏请圣旨。奉钦依：由他。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！

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，送教坊司；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，送教坊司。张氏病故，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。奉圣旨：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，着狗吃了。钦此。

这段史料对鲁迅刺激很大，连着在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此事。我们今天读到，也不免觉得骇然。那么这些人最后下落如何呢？到了明仁宗时代，曾下过一道圣旨：“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、锦衣卫、浣衣局及习匠、功臣家为奴者，悉宥为民。”但是宽宥为民，并不是就彻底解放了。他们还是被认为是贱人，被编入“乐户”，做最下贱最屈辱的营生。一直到了雍正时代，才有人提议说建文忠臣的后代在陕西、陕西做乐户，太可怜了，应该予以赦免。雍正批准了这个奏折。可这时候三百年已经过去了。

读到这样的史料，谁还会真的相信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”呢？

当然，我们可以说这不过是封建道德。可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。古代人天天读的书里就教育他们这些道德，这些道德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无误的存在。那么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，会怎么想呢？

他们又怎么说服自己，人要有道德，人要做好事呢？

02

还有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，就是“日后自有公论”。虽然好人在肉体上没有得到好报，但是会有身后的荣誉。这就像我们在现实中无计可施，就会说“时间会证明一切”。

说也奇怪，人们对时间往往有种奇特的信仰。小到一本好小说没人读，我们会说“时间会证明它的价值”，大到一个好人遭到诬陷，我们会说“时间会恢复他的名誉”。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们都假定现在的人虽然不靠谱，但未来的人终究是有品位的，是公正的，是知道好歹的。

姑且不说日后的证明对当事人能有多大价值，单说对时间的这种痴念，就不太站得住脚。

我们不行，未来的人为什么就一定行？更何况人类的记忆力还如此之差呢。过去的事情如恒河泥沙，能被记取的不过是几粒尘埃。有几个人会在意陈年往事的是是非非呢？无数善事被人忘怀，无数英雄无人纪念，这才是真实的世界。

清朝官员段光清写过一本《镜湖自撰年谱》，里面提到了处理过的一件事。当时在宁波鄞县有两项虐民的陋规。有个叫周祥千的人，本来是个监生，其实倒是劣政的受益者。但是他出于书生的义愤，带头反对这些陋规。结果事情闹大了，段光清没办法，代表官府取消了陋规。但是为了维护官府的颜面，还是要惩治周祥千。而陋规取消以后，周祥千在百姓眼里也就没有什么用处，反而成了个祸害，说不定会连累自己。老爷既已开恩，祸害还留着作甚？周祥千看到乡亲们这个态度，就索性投案自首。

最后的结果是这样：陋规取消了，乡亲们的负担减轻了，周祥千被枭首示众，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天天在田野里乱跑，乡亲们都说她是个疯子。

周祥千是好人吗？当然是好人。是英雄吗，当然是英雄。所以吴思老师读到这个故事以后，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出售英雄》。

像这样的好人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，可谁会记得他们呢？我们知道周祥千，也不过是因为段光清很偶然的在《镜湖自撰年谱》提到了他，而这本年谱又很偶然被整理出版。不然的话，谁又能知道一百多年前曾有过这么一号人物呢？死了白死吗？死了白死，无人称赞。

时间不是公正的，而是善忘的。

03

如果有宗教，也许会有一个安慰。它可以把报应的时间推迟，虽然现世中没有报应，死后也有报应。就像阎王殿里常见的题词：阳世人间，为非作歹任凭你；阴曹地府，古往今来放过谁?

如果这个地方真的存在，问题倒也好回答了

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报应不爽的所在，那么倒也让人宽慰。对“为何应该做还是不做坏事”，我们也能给个有说服力的答案。但问题是，我们并不相信。其实不光我们不信，古代的读书人往往也不信。

原始儒家就不承认怪力乱神这一套，什么判官阎罗，什么阴骘报应，孔子听了肯定会嗤之以鼻。不光孔子不信，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不怎么信。就像朱熹的高足陈淳就说：“因果之说全是妄诞”。至于那些因果报应的故事，无非是因为“抵邪说流入人心，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！温公谓三代以前何尝有人梦到阴府见十等王者耶？”像纪晓岚、袁枚种人，虽然会写些报应故事，但也都强调说这不过是“以神道设教”。老百姓愚昧无知，我们只好讲讲这些鬼怪故事，骗他们向善，其实并不见得是这样的。

陈淳的说法当然很理性，但是我们也要承认，这确实也抽掉了某种行善的理由。

说到这儿，我想到《后汉书》里的范滂，他碰到党锢之祸，被官府捉拿。临行之前，他对儿子说：“我要劝你以后做坏事吧，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，我要劝你做好事吧，可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，却是这么个下场。”我记得柏杨老师好像曾拿这个故事批评中国人脑子糊里糊涂，其实这种批评是不对的。范滂的话非常悲凉，也非常重要。它牵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：在没有宗教力量背书的情况下，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的道德信念？

不管我们怎么批评古代的儒家，但是很多儒生的道德信念确实强悍到让人钦佩的地步。比如说明末的杨涟。

当然，现在网上对东林党有很多不同看法，但我们现在不说东林党的是非，就说杨涟这个人。杨涟弹劾魏忠贤，揭发他二十四条罪状，结果被魏忠贤捉到了诏狱。在狱中，他受到了骇人的拷打，下颌脱落，牙齿被全部打碎，然后又用钢刷来刷他，皮肤碎裂如丝。后来有人到监狱里看他，说他张口大声号叫，但是却发不出声音。另一个和他同受拷打的左光斗则是“声呦呦如小儿啼”。即便如此，杨涟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，就是不向魏忠贤低头。他在遗书里说“大笑大笑还大笑，刀砍东风，于我何有?”说起来真的是让人泪下。

后来黄宗羲评论这些人，说他们是“冷风热血，洗涤乾坤”。实际上，乾坤并没有被洗涤，但是那股热血，确实在冷风中泼洒了上去。

然后慢慢变干，变冷。

04

那么，支撑他们的力量到底是什么？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世上并不存在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”，他们又用自己的理性和学识相信死后也并没有鬼神来主持正义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还要用血肉来捍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？为什么到走投无路哪怕自己也想不通的时候，也要对儿子说“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“？

对于宗教信徒，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释，可是对于这些人，又是为什么?

我们也许可以用康德的“绝对道德律”来解释，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。所谓“绝对道德律”其实还是根植于宗教信念的传统中。对于我们这样的非宗教民族，它的源头又是什么？

我不知道。如果让我勉强说一个答案的话，那就是审美。

这个回答也许有点怪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，如果把宗教抽离，那么道德天花板可能就是审美。坏事是丑的，好事是美的。奴性卑贱是丑的，直立不屈是美的。狗苟蝇营是丑的，坚持信念是美的。恣睢暴戾是丑的，正直善意是美的。黑暗是丑的，光明是美的。人只有一生，要活得美而不要活得丑，要活在光明里，而不要活在粪坑里。

这种美丑差异的重要性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超过了肉体的痛苦，超过了现实的磨难。而这种感受，不是能用理性说服的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对没有的人，这种行为迂腐荒谬到不可想象，对有这种感受的人，他无法想象还有第二种活法。现实未必会拯救他们，后人也未必会记取他们，神鬼也未必会补报他们，可他们仍旧选择了鲜血淋淋的美，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丑恶得活。

只有理解了这一点，才能明白范滂为什么会对儿子说那种话，为什么在说完那种话之后又义无反顾地去赴死。

我知道，我的这个答案很脆弱，没有足够的说服力。但是面对“人为什么要做好事，不做坏事”这个问题，除了这个答案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