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春节过后的第一篇文章，也不写什么具体的事情了，就泛泛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。

最近这段时间，我的阅读习惯有了一个变化。以前我读的书里，社科人文类居多，差不多占三分之二。可是现在不同了。社科人文书也读，但比例明显下降了，三分之二的读物成了小说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觉得还是心态变化了。

以前我读社科人文书，最主要的潜在动机还是想理解社会，想知道它是怎么运转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它以前是什么样？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？我记得马伯庸说过一句话，说中年男人往往有个妄念，就是想总结社会规律。可能有点这个意思吧。

但是我人到中年后，这个念头反而淡了。我渐渐觉得，社会规律很难总结，社会运转的逻辑也很难看透。世界总是出乎预料的。就拿二十世纪的历史来说，希特勒的忽然崛起也好，柏林墙的忽然倒塌也好，都是最聪明的头脑也没猜到的。事后专家能总结出它们的原因，但是事件发生之前，没有几个人能想到。就算想到了，大概率也是蒙的。

当然，世界的大脉络还是能够窥看出一二的。长远来看，行得通的事情就是行得通，行不通的事情就是行不通。要明白这一点，也不需要特别的智慧。但是落实到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，确实随机性占了大头。历史是个长蛇，每个时代只是它的一个切面。一刀切下去，是落在心脏，还是落在肛门，那是说不准的事情。

这样说似乎有点让人灰心。其实也不是。我觉得这几年来，自己的内心几乎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我再无游移。我不知道世界会到哪里去，但是我的心会到哪里去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片空明。

人与人之间的根本性分歧，其实就在于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才是可欲的世界。至于怎么走向可欲的世界，这是技术问题。每个人终其一生，可能都需要不断调整这方面的认知。但是关于到底什么才是好，什么才是坏，什么才是可欲的世界，这就很难改变，也很难彼此说服，只能归之为信念。而信念的根本，我觉得就是审美。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特殊宗教信仰的人来说，就是这样。好坏的观念，本质上是美丑的观念。就像我很多年以前到国外出差，观看过一次超大规模的《阿里郎》演出。同事看到了万众一心的壮观，我看到了千人一面的恐怖。这是一种生理反应，很难彼此理解，也很难彼此说服。

我的阅读兴趣从人文社科渐渐转移到虚构类，多少就是一种心理折射，就是我的关注点从外界回到了内心，从宏观落回到了微观。当然只是程度上的变化，毕竟好奇心还在，所以还会不断读各种各样的书。但心态确实变了。岁月有时会滋生妄念，有时也会湮没妄念。人到中年，我的妄念就渐渐消失。我是个普通不过的普通人，想的再多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。指点江山而江山如故，真要有了灾难也只能收起手指，蝼蚁般的逃遁。那些在网上鸟瞰国际大局的大V们其实也是如此，别看他们挥斥方遒，指点天下何去何从，但是一个公号管理员，点个按键就能把他们收拾了。

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，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不被世界所改变。因为前者可能超出我们的能力，而后者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太阳升起，太阳落下，昼夜更替，可以改变心的明暗，不应该改变心的颜色。

这几年，兴趣点确实有所变化。就像我写那本《少年世界史》，谈的都是世界级的大东西，但心头所想的却还是细小之物。豆瓣上有人评论这本书的时候，说了一句”学什么杀人剑法当天下第一?”让我感触颇多。是啊，羡慕什么天下第一的杀人剑法呢？世间何须这么多的屠龙之技，又何须这么多的屠人之术呢？有时候，蝼蚁爬上幻想的山巅，俯视别的蝼蚁，就会滋生种种妄念，视鲜血如彩锦，视骸骨如游戏，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时代的蝼蚁。

可能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几年越来越厌憎历史上的枭雄。那本《少年世界史》里对亚历山大、凯撒、拿破仑之类的征服者几乎绝无好评，说起来也许是一种偏执。这种偏执多半出于一种防御心理，唯恐蝼蚁共情的对象不再是蝼蚁，普通人共情的对象不再是普通人。

怎么说呢，世界太复杂，时代太浩瀚，我看不透也猜不出。我只能守着普通人的立场，相信微小的光，相信平凡的善，相信不管外界如何起伏，对的终究是对的，错的终究是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