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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春节过后的第一篇文章,也不写什么具体的事情了,就泛泛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,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。

最近这段时间,我的阅读习惯有了一个变化。以前我读的书里,社科人文类居多,差不多占三分之二。可是现在不同了。社科人文书也读,但比例明显下降了,三分之二的读物成了小说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?我觉得还是心态变化了。

以前我读社科人文书,最主要的潜在动机还是想理解社会,想知道它是怎么运转的,为什么会这样?背后的逻辑是什么?它以前是什么样?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?我记得马伯庸说过一句话,说中年男人往往有个妄念,就是想总结社会规律。可能有点这个意思吧。

但是我人到中年后,这个念头反而淡了。我渐渐觉得,社会规律很难总结,社会运转的逻辑也很难看透。世界总是出乎预料的。就拿二十世纪的历史来说,希特勒的忽然崛起也好,柏林墙的忽然倒塌也好,都是最聪明的头脑也没猜到的。事后专家能总结出它们的原因,但是事件发生之前,没有几个人能想到。就算想到了,大概率也是蒙的。

当然,世界的大脉络还是能够窥看出一二的。长远来看,行得通的事情就是行得通,行不通的事情就是行不通。要明白这一点,也不需要特别的智慧。但是落实到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,确实随机性占了大头。历史是个长蛇,每个时代只是它的一个切面。一刀切下去,是落在心脏,还是落在肛门,那是说不准的事情。

这样说似乎有点让人灰心。其实也不是。我觉得这几年来,自己的内心几乎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,什么是好,什么是坏,我再无游移。我不知道世界会到哪里去,但是我的心会到哪里去,我看得清清楚楚,一片空明。

人与人之间的根本性分歧,其实就在于什么是好,什么是坏,什么才是可欲的世界。至于怎么走向可欲的世界,这是技术问题。每个人终其一生,可能都需要不断调整这方面的认知。但是关于到底什么才是好,什么才是坏,什么才是可欲的世界,这就很难改变,也很难彼此说服,只能归之为信念。而信念的根本,我觉得就是审美。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特殊宗教信仰的人来说,就是这样。好坏的观念,本质上是美丑的观念。就像我很多年以前到国外出差,观看过一次超大规模的《阿里郎》演出。同事看到了万众一心的壮观,我看到了千人一面的恐怖。这是一种生理反应,很难彼此理解,也很难彼此说服。

我的阅读兴趣从人文社科渐渐转移到虚构类,多少就是一种心理折射,就是我的关注点从外界回到了内心,从宏观落回到了微观。当然只是程度上的变化,毕竟好奇心还在,所以还会不断读各种各样的书。但心态确实变了。岁月有时会滋生妄念,有时也会湮没妄念。人到中年,我的妄念就渐渐消失。我是个普通不过的普通人,想的再多,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。指点江山而江山如故,真要有了灾难也只能收起手指,蝼蚁般的逃遁。那些在网上鸟瞰国际大局的大V们其实也是如此,别看他们挥斥方遒,指点天下何去何从,但是一个公号管理员,点个按键就能把他们收拾了。

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,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,而是不被世界所改变。因为前者可能超出我们的能力,而后者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太阳升起,太阳落下,昼夜更替,可以改变心的明暗,不应该改变心的颜色。

这几年,兴趣点确实有所变化。就像我写那本《少年世界史》,谈的都是世界级的大东西,但心头所想的却还是细小之物。豆瓣上有人评论这本书的时候,说了一句”学什么杀人剑法当天下第一?”让我感触颇多。是啊,羡慕什么天下第一的杀人剑法呢?世间何须这么多的屠龙之技,又何须这么多的屠人之术呢?有时候,蝼蚁爬上幻想的山巅,俯视别的蝼蚁,就会滋生种种妄念,视鲜血如彩锦,视骸骨如游戏,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时代的蝼蚁。

可能也正因为如此,这几年越来越厌憎历史上的枭雄。那本《少年世界史》里对亚历山大、凯撒、拿破仑之类的征服者几乎绝无好评,说起来也许是一种偏执。这种偏执多半出于一种防御心理,唯恐蝼蚁共情的对象不再是蝼蚁,普通人共情的对象不再是普通人。

怎么说呢,世界太复杂,时代太浩瀚,我看不透也猜不出。我只能守着普通人的立场,相信微小的光,相信平凡的善,相信不管外界如何起伏,对的终究是对的,错的终究是错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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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工程师,青年学者,作品有《晋朝另类历史:出轨的王朝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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