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写的文章，牵涉到了梦想的话题，让我想起自己以前的一篇旧文，是关于《儒林外史》的。

01

先说吃。

张爱玲提到自己长辈时说，“从前相府老太太看《儒林外史》，就看个吃”。《儒林外史》里确有很多篇幅在写吃，而整本书里最醒目的一个吃货，就是马二先生。

马二先生又黑又胖，看着就像一块酱油红烧肉。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显得开胃。蘧公孙请他吃饭，摆出一碗炖鸭、一碗煮鸡、一尾鱼、一大碗煨的稀烂的猪肉。马二先生“吃了四碗饭，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。里面听见，又添出一碗来，连汤都吃完了。”

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时候，更是一路茫然大嚼，也顾不得看湖景看女人，满眼都是饭馆，“透肥的羊肉，滚热的蹄子、海参、槽鸭、鲜鱼……”人家眼里的西湖是苏堤断桥三潭印月，他眼里的西湖就是杭州美食一条街。

而在《儒林外史》里头，有一个人跟马二先生正好是反着的，那就是天长才子杜慎卿。

杜慎卿是《儒林外史》中头一号雅人。他雅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几乎不怎么吃东西。他摆酒请客，一上来就声明“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鲥鱼、樱、笋，下酒之物，与先生们挥麈清谈。摆上来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”。

樱桃宴的次日，人家在聚升楼酒馆回他的席，点了一卖板鸭、一卖鱼、一卖猪肚、一卖杂脍。“众人奉他吃菜，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，登时就呕吐起来。”

这和马二先生几乎不像是一个物种。

马二先生是个俗人，杜慎卿是个雅人。但是蘧公孙有事的时候，马二先生把身上的银子全都拿出来给他摆平这事；后来萍水相逢，遇到匡超人，马二先生出手就送他十两银子，劝他好好读书。马二先生并不是有钱人，他这么做，就是单纯的善良。一脸的红烧肉气色，一脑子的迂阔念头，也掩盖不住的善良。

杜慎卿呢？鲍廷玺在他家当帮闲，溜须拍马地混了几个月，最后想问他借点钱。杜慎卿直接说不给也没事，他来了个祸水东引：我不能借你钱，但是我给你指一条明路，你找我堂弟借钱去！他脑子糊涂，最喜欢乱借钱给人了。我给你出这个主意，就跟我自己借钱给你是一样一样的！

这就有点缺德了。

02

很明显，吴敬梓有点烦杜慎卿。

《儒林外史》里的人物几乎都有生活原型，那这位杜慎卿的原型又是谁？

胡适考证说是作者的堂兄吴檠，但不少研究者并不相信这个说法，因为从各种细节来看，这个杜慎卿更像是清朝的那位才子袁枚。

杜慎卿熏香，袁枚也熏香；杜慎卿好男色，袁枚也好男色；杜慎卿声称自己纳妾是为了解决后嗣问题，其实他最讨厌女人，“隔着三间屋子都能闻见她们的臭气！”而袁枚也是“无子为名又买春”，拿着没后嗣的幌子，到处乱搞。另外，杜慎卿肯下嘴的几种食品，也都在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出现过。

现实生活中，吴敬梓确实一直看袁枚不顺眼，趁写书的时候把他抓来刻薄一番，确实大有可能。

那么袁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是个才子。才子该有的优点他都有，该有的毛病他也都有。

他思想算是比较通达，还喜欢标新立异，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，“郑孔门前不掉头，程朱席上懒勾留”，跟正能量保持距离。但是他保持距离，并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一套，而是因为大家都拥护郑孔程朱正能量，他要是也扎堆儿，就显得俗了。所以他要远远站在一旁，不即不离，与众不同。

袁枚有些想法很奇怪。比如说他一点都不歧视妇女再嫁。这当然是优点，思想先进。但是他提出来的理由有点让人无语，那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“不为天下先”。袁枚说：“八珍具而厨者先尝，大厦成而匠人先坐”，有什么关系呢？

比他晚上几十年的俞正燮，也为妇女再嫁辩护过，但提出的理由主要是女性自身角度出发的。这样做不人道，没必要，伤害性极大等等。不像袁枚说的：只要菜好，厨子尝过一口就尝过一口吧。

这就是才子和正经文化人的区别。正经人可能会显得有点呆，过于严肃。才子呢，呆倒不呆，就是显得有点贱兮兮的。就像俞正燮对女性的同情向外的，不指涉自己的。而袁枚则是同情着，同情着，就不由自主地往吊膀子上靠过去了：小妹妹，来，听袁哥给你吟个诗呗。

才子龚自珍就吟过一首贱兮兮的诗：

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。

翻译过来大致就是：我嫌工作累，从大厂辞职回老家了，忽然碰见了一位漂亮小姑娘。她问我怎么咋回来了？我就说，想小宝贝你了呗！

王国维是个正经文化人，用鲁迅的话说，“老实的像火腿一样”。他读到这首诗就很不高兴，说“儇薄无行，跃然纸墨间”。

这完全就是两类人。

03

吴敬梓别看写小说，骨子里其实属于王国维那样的“正经人”。吴敬梓很讨厌袁枚。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也都住在南京，朋友圈也有很大交集，但是两人几乎绝无往来，只是遥遥地在文字里互相刺对方两句。

他们为什么互相看不惯呢？这就像“才子”和“正经人”的对立一样。在这种对立里，风格什么的都是外在表现，关键还是对世界的看法不同。

吴敬梓跟王国维不一样，是个聪明的刻薄人，对人情世故看得一清二楚。但在内心深处，他又是一个热诚的理想主义者，冲劲儿上来的时候简直不计后果。就连许知远跟他一比，都有点太滑头、太油腻了。他们俩要是碰面，吴敬梓会反过来拿着话筒问许知远：对这个时代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么？

“对这个时代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么？”

理性主义最根本的特征，就是对现实世界不满意。这道理也很简单，不管现实多好，跟理想也一定有落差。没有差距就不叫理想了。吴敬梓对这个世界是不满的，他希望矫正它，改进它，让它变得更好。

这种理想体现在《儒林外史》里，就是修泰伯祠。

修泰伯祠是全书的核心事件，是作者设计的大高潮。其实在现实中，吴敬梓确实也修过泰伯祠。为了修这个东西，他把房子都卖了。最后穷得没办法，他只能种菜、打短工过日子。我们真的很难理解：修一个祠为啥这么重要呢？

因为对吴敬梓来说，这就是理想的一个具体象征。

吴敬梓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但他的理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他自己其实也说不清。《儒林外史》里有好几位高大上的正面人物，他们也都说得含糊其辞，无非是些老生常谈的废话。其实不光吴敬梓说不太出来，大部分理想主义者都描绘不清自己的理想世界。你要采访问许知远，问他这个问题，他也只会扭扭捏捏说一通云山雾罩的话，然后假装说清楚了，一脸诚恳地看着迷惑的你。

吴敬梓不知道理想世界是什么样。他只知道，世界不该是现在这个样。

在他心目中，世界是一个严肃的所在，值得我们为之努力，为之战斗。

而袁枚呢？同为才子，他跟龚自珍还不一样，龚自珍还有理想化的东西，袁枚对此毫无兴趣。袁枚不想修什么泰伯祠，只想修他漂亮的“随园”。在袁枚眼中，整个世界就像一场大宴席，而像他这样的才子，有权在这个宴席上占据一个特别好的位置。“此地若教行乐死，他生也不带愁来”。才子嘛，这辈子就这么爽死算了。

他有一些奇思妙想，但对待这些思想也不如何认真。他真正迷恋的的还是自己。他就像《儒林外史》里的杜慎卿，大家都在雨花台赏景，他却独独在“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”。

袁枚对这个世界是满意的。只要被赏识，不是“怀才不遇”，才子们对世界总是满意的。袁枚在给朋友的书信里就说，“我辈身逢升平，非有大怪癖、大怪诞，当不受文人之厄”。其实真的是这样呢？也未必。

在袁枚当县令的那些年，他就处理过一个案子。一位老文人给朋友写讣文时，夸奖死者对手下的佃户，经常赦其欠租。就因为误用了这个“赦”字，老文人被立案侦查。袁枚心肠软，格外宽大处理，打了他一百板子，判处三年徒刑。这个老头何尝有什么大怪癖、大怪诞？最多就是心不够细嘛。

有过这样的阅历，袁枚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？无非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，时间一久也就胡乱淡忘掉了。但要是考官没录他的文章，那他能骂一辈子。

04

世界上总是存在这两类人。几百年前是这样，几百年后还是这样。再过一千年恐怕也是这样。

吴敬梓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袁枚他们怎么就对世界这么满意。

袁枚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吴敬梓他们怎么就对世界这么挑眼。

吴敬梓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袁枚他们怎么就这么轻浮。

袁枚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吴敬梓他们怎么就这么古板。

吴敬梓他们会觉得袁枚他们犬儒；而袁枚他们只会觉得吴敬梓他们傻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