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谈谈历史，写到哪儿算哪儿吧。

01

在很多人印象里，儒家非常强调忠君，甚至到了愚忠的地步，什么“君为臣纲“，什么“”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，都是他们搞出来的。其实，这里多少有点误解。

先秦儒家对君主是比较平视的。孟子就说“闻诛一夫纣，未闻弑君也”，又说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；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雠。”在这里，君臣之家类似于一种相对的契约关系。

但是对父子关系，孟子就不会这么说。瞽叟怎么害舜，舜都要孝顺瞽叟，不能说“父之视子如土芥，则子视父如寇雠”。因为在先秦儒家的道德观里，人伦关系至高无上，是目的性的存在；而君臣关系是相对的，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。这也不光是孟子一个人的想法，荀子谈起君主来，也多少有点这种味道。

只不过到了秦汉以后，帝国已建，天网已成，儒家知识分子不敢这么高调了，不敢随便说话了，才有董仲舒之流的人说什么“君为臣纲”，把彼此关系绝对化了。

但话是那么说，实际上读书人心里怎么想的呢？

恐怕未必真那么忠心耿耿，就像朱熹在做《四书集注》的时候，注到孟子的那段话，也说“四海归之，则为天子；天下叛之，则为独夫。”看不出有什么“愚忠”的地方。

这其实很正常。儒家“人伦高于政治”的核心观念并没变，也没法变。就像魏晋之时，舆论环境相对宽松，大家曾经热心地讨论一个问题：“皇上和爹爹都病了，手上就一丸药，谁吃了谁活，那应该把这个药给谁？”。当时的太子曹丕拿这个问题问名士邴原，邴原“勃然曰”：“给爹！”曹丕就不说话了。

在邴原脑子里，提这种问题本身就是无耻的。皇帝凭什么跟亲爹比？要是把药给皇帝，不给亲爹，这还是人吗？

在儒家的伦理体系里，只有父母的权威才是绝对的，君臣之间不是，夫妻之间当然更不是（《左传》里说“父则一尔，人尽可夫”，在儒家看来，这话也许有点轻佻，但排序上并无大错）：好爹妈是爹妈，坏爹妈也是爹妈。至于君主，他们骨子里采取的是“绩效主义”：干得好你是君主，干不好你是独夫！群众就可以弄你！

后来读书人一方面弄怕杀头，一方面想做官，会说一些类似“君叫臣死，臣不死不忠”之类的话。而且这种拍马屁的事本来就会卷，越卷越没底线，这种事情也是有的。但是归根结底，这绝非儒家的原意。

当然，“君为臣纲”之类的话说多了，有些死心眼的读书人也会信。但是真正精英文化人恐怕还是不以为然。就拿明末清初的黄宗羲、王夫之他们来说，他们无心出仕，更加放飞自我，敢说一些真实的想法。

王夫之谈到刘裕的时候，就说刘裕能收复汉人的土地，篡位就篡了呗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谈到桓温时，他也说，要是桓温真北伐成功了，回来篡位也没什么不好。这种想法就跟顾炎武很接近。帝王喜欢把社稷和天下混为一谈，顾炎武就说“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”，跟亡天下压根不是一回事。
 

王夫之、顾炎武这么说，还比较和缓。黄宗羲说得更直接。他说三代以下的君主都是“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；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”，个个都坏透了。后来的唐甄借着这个思路继续发挥，干脆说“自秦以来，凡为帝王者，皆贼也”。

这么说看似离经叛道，其实并非忽然冒出来的奇异思想。它是符合先秦儒家的本意的。就算张载、朱熹他们看了这些话，多半会觉得狷介偏激，但不会认为是邪说。

我觉得，很多读书人内心深处恐怕都曾冒出类似的念头，只是有的不敢说，有的不敢往深里想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儒家本质上是伦理本位的、民生本位的。对君主的绝对忠诚，和儒家的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是冲突矛盾的。

02
 

但是，不管这些读书人怎么发牢骚，他们也不主张废黜君主制。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里，先是劈头盖脸把君主们骂了一顿，后来就提出很多改良方案，但改来改去，也没有把君主这个角色去掉。

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黄宗羲就是喜欢在上头有个皇帝吗？

当然不是。他这么说，只有一个原因：他无从想象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。

其实不光是黄宗羲，古代儒生都存在这个问题。他们未必真喜欢君主，但是他们重视秩序。一个社会必须有秩序，否则就变成了暴力丛林。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，秩序怎么可能维持呢？他们想象不出来。

不光儒生想象不出来，道家、法家、墨家都想象不出来。墨翟再怎么注重非攻兼爱，也要在上头竖个“天子”；老子再主张小国寡民，要有在上头安个“圣人”。这也不能怪他们，人确实很难想象出一个自己从没见过的东西。就像你想象不出一种从没见过的颜色，科幻电影导演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地球影子的星球，古代读书人也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。

他们不是笨，更不是贱骨头，就是单纯的缺乏思想资源。

就拿黄宗羲来说，如果测智商的话，他肯定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普通人。但是现代人读《明夷待访录》的时候，佩服之余，肯定还是会摇头。它提供的那些改良方案简直可以说是幼稚。这当然是我们的后见之明。并不是我们比他们高明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资源已经超过了那个时代。

我们可以拿《明夷待访录》和《论法的精神》作比较，老实说，真是高下立判，后面明显比前者要靠谱。但是，这绝不是因为孟德斯鸠一定比黄宗羲聪明。说到底，无非是孟德斯鸠知道的东西，黄宗羲没有机会知道。

这方面，西方学者确实占了便宜。西方文明是从希腊、罗马演变过来的。希腊、罗马和中国相比有个极大的区别。中国比较早熟，定型得也比较早，而希腊罗马的政体五花八门，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。民主制、共和制、寡头制、帝制等等，它们都尝试过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说这一定是好事，因为这种转换往往伴随着动荡。但是人类的政治经验往往是从实践摸索中总结而来。

有这些历史实践，不要说孟德斯鸠，即便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、波里比阿，也比王夫之、黄宗羲他们更有政治洞察力。
 

两千多年前，亚里士多德就比较过各种政体的优劣
 

黄宗羲纵然聪明绝顶，也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帝王而有秩序的社会。就算你告诉他，他也不会相信那套玩意真能运转。但是亚里士多德、波里比阿、孟德斯鸠就能想象出来，因为帝制也好、共和也好，他们都亲眼见过。他们知道那套东西能运转，运转好坏不说，但肯定能运转。

所以说，我们也不能怪中国古代的读书人。想象力都要有个现实的抓手，没有抓手，你让他们平白无故地想，当然是想不出来的。换上谁都一样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中国读书人第一次知道外国的总统啊议会啊，就受到极大的震撼。如果黄宗羲能听说那些东西，他肯定能写出升级版的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把君主这个位子给拿掉。

说句题外话，有时候我们哪怕不知道一个东西的原理，但光知道它的存在，就可能引起一次大震撼，大变革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们能够远远地观测到外星文明，看到某种奇怪的技术能够在那里存在，哪怕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背后的道理，光是这种“知道”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地球文明。

还是说回到历史。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，但实际上中国文化人了解外国的情形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。然后不到50年，帝制就被推翻了。放到历史上看，这个速度算是很快了。这里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是其中也有很重要的一条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骨子里就非要忠君。它没那么贱。说到底，它以前只是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选择而已。

03
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所谓“三代之治”。

黄宗羲也好，唐甄也好，痛骂帝王的时候，都加了个前提，就是在“三代之下”，帝王们才那么坏。至于尧舜禹汤的时代，君主们都好的不得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回到”三代”的美好状态。

在现代人看来，这就是复古的妄想，正是儒家迂腐荒谬之处。

但是——那些读书人真相信有个极其美好的“三代之治”吗？

普通人也许信，但是对于精英知识分子，就不太好说。可能有点信，但也未必全信。这就像他们对待因果报应的说法。纪晓岚他们就说：“因果报应是没有的，只不过以神道设教，诱哄愚民行善罢了，事情虽然不是真的，但动机还是好的。”

我觉得，他们对于“三代之治”多少就点这个意思。
 

那些文化人都熟读历史。他们难道不知道夏商周也充满了动荡吗？《史记》已经把那段历史美化过了，但就算是翻翻《史记》也能知道，那几个朝代并不太平。夏朝刚建国就差点亡了。商朝在纣王之前，也动不动就“道衰”，“淫乱”。周朝一会儿是大王淹死，一会儿是国人暴动，绝对谈不上完美。

就算尧舜禹汤这几个人物，古代的《竹书纪年》里也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版本。古代人对此也是知道的。李白写诗的时候就说：“尧幽囚，舜野死，九疑联绵皆相似。"当然，其他文化精英们没有李白那么大嘴巴，一般是避而不谈。但不谈不等于心里没这么想过。曹丕当上皇帝的时候，就说过：“我现在才知道尧舜禅让是怎么回事了！”他能明白的事，难道别人就傻乎乎地都没想过吗？

还是那句话，古人只是知识资源匮乏些，智力并没有问题。我们能明白的道理，他们也能明白。比方说，大家可以看看苏洵的文章，他就皮里阳秋，找机会刺几句尧舜禹汤，还说什么《易经》里的道理其实也没什么，不过是圣人故意写的晦涩，好让大家佩服，死心塌地的信仰经书，要是拧干了说成大白话，你们就不尊重了。古人腹黑的程度，有时候我们都难以想象。

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坚持称赞“三代之治”呢？

当然，也许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反正我觉得，他们多少有点“借钟馗打鬼”的意思。那些精英知识分子，没有能力也不敢提出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方案，但是对君主又不满意，就用“三代之治”的神话来压君主：

“别以为自己挺不错了！跟真正好的比，你还差得远呢！”

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抽掉了“三代之治”的神话，他们又该怎么去压皇帝呢？唐甄说“天下帝王都是贼”，黄宗羲说“天下君主都是自私鬼”，既然这样，当今天子凭什么就不能躺平呢？

所以，一定要有不是贼的君主“尧舜禹汤”，哪怕历史上没有，编也要编出来。

我不敢说那些儒家的读书人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有了个“尧舜禹汤”，确实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不然的话，连进谏的奏折都不好写。至于法家为什么不信这个神话呢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，而是因为实在没这个必要。

话说远一点。在民国时代，鲁迅他们又何尝不是“借钟馗打鬼”？鲁迅那一代往往对传统文化大加抨击，却很少攻击西洋文化的黑暗面。现在看来，他们有些话颇为过头，甚至有双标之嫌。

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杀人盈野，规模之大，骇人听闻。但是鲁迅他们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批评西洋人的好战野蛮。有人提到一战中的暴行，鲁迅还在《热风》随感里偏要说，“这些事情，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，算得什么希奇？”又说：“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，祸哉祸哉!”

用现在的网络用语来说，这就是“反思怪”。但是换个角度看，这何尝不是“借钟馗打鬼”？就像古代读书人拿“三代之治”做钟馗一样，鲁迅他们也无非是拿西洋做钟馗，以衬托当下的不好之处，催着它去改。至于西洋真是不是那样好，那里的老百姓是幸福无比还是一塌糊涂，鲁迅他们并不是那么关心。

说白了，也有拿对方当工具用的意思。倘若外面比咱们更坏更糟，那我们就可以躺平了，鲁迅又拿什么做理由去催着大家改变，减少当下的痛苦呢？

如此立论，当然很有可议之处，但是背后的动机确实不能一笔抹杀的。

04

文章不知不觉写长了。结束前再谈最后一个问题吧，就是王安石的名言：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。

追究起来，这话未必真是王安石说的，很可能是流言。不过王安石听到流言后，也没有辟谣，也许是不觉得这话有什么错。但是宋朝的知识阶层对这话都很愤怒。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是对的、是先进的，反对它的那些读书人是迂腐守旧。

但话说回来，那些反对者真相信“天变足畏”吗？

其实也未必。

汉朝确实流行天人感应之说，但到了宋朝，精英知识分子已经不怎么吃这一套了。所谓“天变”，不过是提供一个让他们放言高论的机会。但是请大家想想，这些读书人无拳无勇，能用来对付皇上的手段又能有什么？还不是用“三代之治”来压他，用天变来吓他，用舆论来约束他。如果把这些都抽掉了，皇上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？

古代帝王权力本就凌驾在法律之上，如果再告诉他”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那还有什么可以对他稍作约束？当然，某一次皇上的想法可能是对的，天变、祖宗、人言可能是在拖后腿——但如果下次他的想法是错的呢？

当时文化精英对这三句话群起攻之，并不全是出于抽象的理念，也有很现实的考虑。面对皇上，读书人的力量本就弱，这三句话再抽掉了他们仅剩的武器，他们索性都变成法家好了。从这儿看，他们攻击王安石是“申商之学”，其实也不算十足的冤枉。
 

王安石与司马光

两人的是非对错，真是很难一言概之

我们脱离了历史环境去看古人的言论，往往会有误会。很多时候，他们真的是不得已。他们太弱了，弱者总是困难的。他们总是显得不够理直气壮，总是说得拐弯抹角，总是说得不尽不实，有时显得迂腐，有时又显得偏激。

我们站在历史的彼岸，当然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说：天变是假的，三代之治也是神话。你们倘若连这些都信，那就是愚蠢，倘若自己不信却这么说，就是虚伪！

但是，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，他们又有什么好办法吗？

不得已啊，很多时候，无非就是不得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