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天翻检旧书，偶然看到柏杨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今天就随便说两句。当然，这个话题有点不太好说，如果说的不透，也请大家理解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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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这个书名看上去相当刺目，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，也并不算稀奇。好多作家都写过这样的书，《丑陋的美国人》《丑陋的韩国人》《丑陋的日本人》……批评的也都是本国人。如果把这些书凑在一起出个全集，可以起名叫《丑陋的地球人》。

《丑陋的日本人》这本书特别值得一提，写的相当有趣，我仔细读过两遍。它是物理学家高桥敷写的，出版于1970年。这本书是拿外国做对标，来批判贬低本国。不过它对标的国家很奇怪，不是欧美的发达国家，而是秘鲁。

是不是有点让人吃惊？这是因为高桥敷在秘鲁当过几年访问学者，有切身的感受。

日本的高桥桑提起秘鲁，简直像非洲的苦难人民在讲述瑞士人的幸福生活。在他看来，日本几乎处处不如秘鲁，今生今世估计拍着马也追不上秘鲁了。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，无论是现在的日本人，还是秘鲁人，对此估计都会瞠目结舌。

《丑陋的日本人》把日本从里到外批评了个够，虚荣、冷漠、势利等等。但现在读起来，最奇怪的一点是它说日本人脏。

大家如今一提到日本，都会觉得那是个非常清洁的国家，人们爱干净甚至爱过了头。但是在《丑陋的日本人》里，情形绝非如此。

据高桥敷说，当时的日本老百姓家里都有一个大壶。好奇的外国人揭开壶盖一看，里面黄有白，味道冲得能把你扁桃体都吐出来。原来这个壶是日本人存贮全家人大小便的东西，一个月清洗一次。而且，“日本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，日本人在路上、在车里随便扔纸屑，朝窗户外面扔盒饭，在公共厕所乱涂乱画。”

后来再版的时候，日本人家里已经没有大壶了，大家也不再朝窗户外面扔盒饭了，所以高桥敷特意加了注释：“1970年时情形确实如此”。

这个大壶不由让人想起柏杨笔下的酱缸。

当时有些中国人喜欢在家里弄一个酱缸，味道当然臭烘烘的。柏杨就从这里得到灵感，用它比喻渣滓沉淀的中国文化。但是，现在时过境迁，恐怕台湾人家里也没有几个摆酱缸的了，现在的孩子多半不知道这是何物。

柏杨在书中列举了很多“酱缸文化”的恶习，比如服务员对顾客横眉冷对，市民踩了你的脚也不会说“对不起”，大家推弹簧门时更是昂然直入，全然不管是否会弹到后面的人.....等等等等。

现在去台湾旅行过的多半不会认同柏杨的说法。

为什么呢？

很简单，就跟高桥敷笔下的日本人一样，很多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国民的劣根性，而是发展过程的问题。一个贫穷粗糙的社会没那么多讲究，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教育普及到一定程度，人们自然而然变得精致起来。

日本人并不是天生就喜欢乱丢垃圾，储存屎尿；中国人也不是天生就横行无忌，不管不顾。很多东西不是文化性的问题，而是文明发展程度的问题。

文化可以是独特的，但文明是普世的。就像踩了人家的脚说声对不起，吃了盒饭不要顺手扔到窗外，这是全世界文明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。日本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在这方面都没那么特殊。给他们几十年和平安定的生活，都能渐渐学会这些规则。

像我这样的七零后、八零后，看到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会觉得比较亲切，而现在的孩子看了以后可能就会多少有点隔膜。因为它笔下的社会确实已经变化了。就像现在的日本孩子读到《丑陋的日本人》，也会对大壶和涂鸦觉得莫名其妙，对秘鲁的高不可攀也会产生困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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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也不能否认，《丑陋的XX人》里确实也牵涉到了文化性的问题。但是无论高桥敷，还是柏杨，都没有仔细鉴别出文化性和文明性的区别，而是把它们混为一谈。

就拿《丑陋的日本人》来说，它特意提到了日本的等级制观念，这就跟文化性有关。

高桥敷回国后，就骤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等级观念。他在秘鲁跟人见面总是直接上去握手。可是在日本情况就有所不同。他到新单位报道的时候，就发现级别比他级别高的人士，往往不愿意伸手，而勤杂工总是伸出两只手捧着他的手。

事情还不仅于此，有老员工指点他说，光看座椅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。课长的椅子有两个坐垫，股长的有一个坐垫，普通职员没有坐垫。而勤杂工不光没有坐垫，而且连椅背都没有。

日本的清洁已经不再成为问题，但是等级观念却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彻底消失。哪怕在今天，社会学家在测量企业内部“等级-服从”这项文化指标的时候，也发现日本远远高出其他发达国家，甚至超过了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。

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属于文明性问题，而等级观念却属于文化性问题。文明普适而文化却能呈现出不同的面向。高桥敷眼光虽然敏锐，但是缺乏学术训练，所以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把它们统统归结为“国民性”。在这方面，《菊与刀》虽然遭到很多诟病，但绝对比《丑陋的日本人》更准确和深刻。

同样，柏杨也犯了这个毛病。他描写的“酱缸文化”里有很多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，跟国民性无涉，但有些地方也确实和文化传统有关，而柏杨大而化之地把它们说成一回事了。

在这方面，孙隆基的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写的就专业的多。这本书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洞见。比如孙隆基认为，在世界各大主流文化里，只有中国文化没有明确的个体“灵魂”这样的符号，而“天”也只是“天地人”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，“天理”也只不过是“人理”的反映。所以它是一种“反超越”的文化，格外重视“身体化”的存在。

而且中国文化强调“心”，这个概念同时涵盖了知性（mind）和情感（heart），但是对两种又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别。这些都导致了非常重要的后果。中国人重视集体性，重视血统的传承，重视人伦关系，重技术轻科学，都和这些基本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相比之下，柏杨老师有太多情绪性的发泄，缺少理性的分析，也没有把文明进程和文化特色区分开来，这确实是他的弱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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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话题，文明-文化的区分是固定的吗？国民性是不可改变的吗？

也不尽然。

总的来说，文明的力量更加强大，更有侵略性。如果文化和文明没有明显的冲突，那么两者就可以共存，互不干扰。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如此，这就像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一样，并没有必要争出高下。文化特色各行其是，这也避免了各个民族的千人一面，为世界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。

但是如果文化和文明在交集之处产生了冲突，那么文化特色虽然顽强，但最终也被会改变和，只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曲折和惨烈。
 

就拿日本的等级观念来说，虽然和其他发达国家对比，它还是相当强烈，但是以日本传统文化标准而言，这也绝对是“礼崩乐坏”、“没大没小”了。

同样，也可以拿中国为例，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认为中国文化超级重视人伦和血统，以“制造和养育肉体化的生命”为人生目的。可现在的情况又如何？中国年轻人现在并不热衷于“制造和养育肉体化的生命”。中国人口出生率直线下降，现在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。这说明跟跟文化传统比起来，城市化的力量更加强大。“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”，这话不仅对其他人有效，对有敬天法祖传统的中国人也同样有效。

所以说，人的本性总是差不多的。当环境变化时，无论是文化特色，还是国民性都会变化。不然的话，事情就可虑了。鲁迅就有点高估了国民性的恒久性，这也造成了他悲观的底色。

还是说回到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这本书。它里面讲到很多东西并不牵涉到国民性，比如要解决随地大小便的问题，与其咒骂国民性不如多修几个厕所。但是在这里也确实有一些问题和文化性有关，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们也不必纠结太多，当守则守，当变则变，文化的特点就是变化，失去变化则失去了活力。

需知我们今日的创造就是明日的传统，我们现在的孩子也就是后代的先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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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还想说说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看待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这样的书？

有人说这是文化自虐，及其可恶，作者几乎就是卖国贼。当年日本人对高桥敷也有过同样的批评，甚至要求他“滚出日本”，或者自杀谢罪。

其实，鲁迅也说过跟柏杨类似的话，有时候表现得更激烈，比如他说日本人做事认真，而中国人是“做戏的虚无党”，甚至建议年轻人应该多读外国书，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。现在看来，这些说法显然太极端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怀疑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情感。

我相信柏杨先生和鲁迅一样，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一种深沉的感念。人饥我饥，人溺我溺，民胞物与，感同身受。正因为有了这份情感，他们才会如此愤怒，没办法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的承转启合。

就像我以前在某篇文章里说的，我们都有皮肤，所以对外界的痛楚没那么敏感，而鲁迅就像一个被剥掉了皮的人，他对人间的痛楚是如此敏感，所以他才会这么激越地批评这个社会，对中国人性格里的弱点如此痛心疾首。柏杨先生虽然没有这么敏感，但是他也是有一份热血在里面。在我们看来，时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但是他不能等待，也不信任时间。对他来说，任何瑕疵都像是巨大的伤疤，任何差距都像是难堪的存在，让他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

现在的年轻人读他们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他们老是美化国外，诋毁中国。但实际上，他们的”美化”，是因为他们的不在乎；而他们的“诋毁”，是因为他们的在乎。就像被夸奖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其实谁会真去在意呢？那无非是一个悬置的标杆。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也曾用他们美化过的中国，来批判自己所处的社会，但那个观念里的中国，无法是他们表达的工具。他们真正在乎的，还是自己脚下的土地。

有句俗话，“褒贬才是买卖”，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一味夸好的看客，肯定不是真正的主顾。

所以，面对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这样的书，我们可以有不以为然的看法，但不能因此怀疑柏杨老师的真诚，也不能因此怀疑他对中国的热爱。

他不像有些人，一面让大家千万不要去日本一面偷偷东渡扶桑，或者一面咒骂美国一边偷偷在那里置办产业。他至死都是诚实的，都在期盼中国有更美好更灿烂的未来。

他是真正的爱国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