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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选首都的逻辑
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首都当然是长安。
选择长安做首都的理由很多，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还是地理位置。用古代人的话说，那叫“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”，“阻山带河，四塞之地”。就军事关塞而言，长安东有潼关，西有大散关，南有武关，北有萧关，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，确实易守难攻。
但光考虑安全也不行。作为首都，必须得有战略上的考虑。
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直觉，那就是首都应该选在国家的中心地带。其实不对。比如从地理上来说，长安位置太靠西，不是中心。从经济来说，它也不是中心。过去关中比较富庶，但远在汉朝，全国经济中心就已转移到河北、河南一带。到了隋唐，更是往江南转移，总趋势是离长安越来越远。
所以，长安位置明显是偏的。
那么是否应该放弃长安，将首都转移到经济中心呢？
那也不见得。
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帝国，必须考虑全国的均衡。经济中心最好和政治中心错开，这样能让经济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动性。
这个道理就算放在今天的中国，也同样成立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现在中国把首都挪到上海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
现在都说京上广深，如果首都挪到了上海，那北方就会连一个一线城市都没有。整个国家一下子就倾斜了。中国承受不了这种失调，它必须人为地把它扳过来，平衡一下。
而且军事也是个大问题，国家必须考虑敌人的位置。
汉唐时候，敌人主要来自北方，尤其是西北。汉唐把首都定在长安，全国物资向西北大量涌入，确保了西北经济的繁荣。这样，汉唐不仅能抵御匈奴和突厥，还有余力经营西域，打通丝绸之路。
而东汉就走了一部错棋。它放弃长安，把首都挪到了洛阳。这样一来，就导致西北经济凋零，一个羌族的动乱都摆不平，直接种下了董卓之乱的祸根。
唐朝中后期开始，情况变了。外部威胁开始向东北方转移。
契丹、女真、后金相继从东北崛起，西北方倒相对安全。而中国的首都也来了个神龙摆尾，由西向东挪，从长安变为北京。这个过程正反应着敌人的变化。
压力所向，正是首都之所向。因为首都之所向，也就是全国物资财富之所向，也是全国注意力之所向。
02 隋朝的选择
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。
汉朝的第一长安并不在现在的西安，而位于它的西北方。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。它是隋文帝所建，当时不叫长安，而叫“大兴城”。
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，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。
杨坚的力量建立在“关陇集团”身上。关陇集团这个概念最早是陈寅恪提出的，现在还有细节上的争议，但大体已经得到史学界的公认。
所谓关陇集团，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。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。宇文泰走投无路，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，西入关中，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。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，东向和北齐争夺天下，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。
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。他是宇文家的岳父，夺了女婿的天下，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。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，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，只能定都长安。
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，起了变化。他离开了关中，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，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。
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按照传统的说法，隋炀帝既然是个荒淫无耻的人，建造新都城、修建大运河当然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荒淫无耻。
这个说法不对。隋炀帝又不是个神经病，不会不惜代价修一条打通全国的大运河，就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。他所作所为的背后，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。隋炀帝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，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，也才会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。
理想主义从来害死人。大隋朝灭亡了。
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。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，远离了关中，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，因此招致覆灭。
关陇集团的力量一直还在，所以李渊起兵后马上急吼吼地地直奔关中，争取这个集团的支持。也正是依靠他们的力量，李唐王朝才能扑灭王世充和窦建德，一统天下。
03 唐朝的选择
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，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。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粮食。
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。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，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。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。
以江南粮食为例，它们要送到长安，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。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，从江南到洛阳一段问题可以走大运河；从陕州到长安一段，也有现成的广通渠，问题都不大。
真正的问题出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。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，船过不去，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，非常艰险，运量也很有限。
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。李世民统治时期，政府规模很小，军队也是军农合一，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。所以危险还没暴露出来。到了唐高宗时代，政府规模急剧膨胀，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，粮食就成了大问题。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。
这时，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。
唐帝国并不缺粮食。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，堆积如山，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。好在粮食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，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。
在唐高宗时代，一遇到关中欠收，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去。当然，长安还是首都。等到荒年过去，李治他们还回来。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。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，狼狈不堪。永淳元年那次，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，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，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。
堂堂的大唐天子，混得跟洪七公似的，这肯定说不过去。于是，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。
要是从交通运输的角度看，洛阳的地理位置要好得多。它位于帝国的中心，四通八达，交往方便。用古人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职贡所均，水陆辐辏”。
但是唐朝皇帝还是不太敢迁都到洛阳。关陇集团就在关中，那里高度军事化，力量很强大，离开这儿太危险了。隋炀帝就是下场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长安在经济交通上的劣势又摆在那里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唐朝帝王对首都定位都颇为犹豫。
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，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，将它正式定为东都，营建洛阳宫殿，称长安和洛阳为“东西二宅”。到了武则天时期，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，将洛阳定位帝国的真正首都，改称“神都”，地位超越了长安。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，很少再回长安。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。
武则天这么做，历史上有很多解释。
有人说她害死了皇后和萧妃，长安宫殿里闹鬼；有人说她喜欢洛阳的繁华富丽。从武则天害人杀人的劲头看，她神经强健得很，应该不会太怕鬼。洛阳的繁华倒可能是个因素。当时长安以恢弘取胜，洛阳以奢丽见长。从个人审美而言，武则天无疑更偏爱洛阳。但武则天是个精明的政治家，不会如此肤浅。她更深层的动机还是摆脱关中的影响，抹掉唐朝的痕迹，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国。这是一场豪赌。武则天赌赢了。按照陈寅恪的说法，武则天一手策划了关陇集团的破灭。
但是这样一来，唐朝的战略布局就有了个大漏洞，它很可能会走上东汉的老路。
04 粮食问题
武则天垮台后，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，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。按理说，返回祖宗奠基之地，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。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。不少人上奏折劝谏，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长安没有吃的，回去不得呀皇上！
韦后则反驳说：自古哪有逐粮天子？
从经济上说，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，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，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。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，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。根据全汉升的统计，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，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。
痛定思痛，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。
以前也不是没做过努力。尤其是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，很多人都曾设法改进。比如将作大匠杨务廉就想过一个办法，他开凿了砥柱旁边的三门山，船只过砥柱时的时候，改成陆运，直接从开凿的山路上用纤夫拉过去，绕开砥柱。但是代价非常惨重。这条山路极其危险，纤夫往往从山上坠落，动辄死亡数十人，“落栈着石，百无一存”，时间长了，也不是个办法。
后来还是靠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。
砥柱
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名，但对唐朝的贡献，其实还在宰相姚崇、宋璟之上。他认识到了按照当时的技术手段，三门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碍，只能走陆路。既然克服不了，他就重点在其他环节上改进。
美国有过一个著名的企业管理家泰勒，他创立了有名的“泰勒制”，将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，然后将每一道工序设计得最合理最高效。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。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，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，设计好衔接时间，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。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，什么时候到洛阳，什么时候走陆路，什么时候入渭水，什么时候到长安，裴耀卿都精心设计，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减到骨头里。
这个方案没有牵涉到工程技术上的革命，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。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，结果到天宝年间，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。
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，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。有了这些粮食，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，拓西域，抗吐蕃，灭勃律，屠石堡。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四百万石粮食上。
粮食问题解决了，长安的位置就稳定下来，洛阳被抛弃了。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安史之乱爆发了。
05 开封又取代了长安
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关键点，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，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。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，更重要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点太重要了。
从汉朝开始，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。但是直到隋末唐初，北方还是占优势。以秦岭淮河为界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三比二。但这个比例还在变化。安史之乱前夕，这个比例已到达了一个关键点：一比一。
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，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北方再也没翻过身来。到了宋朝，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翻转为二比三。
安史之乱有一个直接结果，那就是江南变得非常非常重要。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，长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输入。从地图上看，这是非常怪异的形象。东南的身子伸着一个上千里的细长脖子，供养着西北的一颗头颅。
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，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，很容易被折断。大家都来抢夺这条脖子，想在上头吸一口血。这个脖子就是大运河，而整个晚唐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。
能控制住运河，能保持住漕运，帝国就能活下来，不然就会死。有一次，在最危急的时候，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，皇帝对太子说：“米已至陕，吾父子得活矣！” 当时就是这么个惨相。
在这个过程里，开封脱颖而出。
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，是大运河的关键点，也是凑在脖子上吸血最方便的位置。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。最终，军阀朱温就以汴州为基地，灭亡了唐朝，建立了后梁。
在这个时候，漕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原来的漕运体系，从地图上看是两条大折线。
第一条折线是从南到北，连接江南和黄河。
第二条折线再从东至西，通过黄河将物资运往关中。
现在第二条东西折线被斩断，只留下了第一条南北方向的折线。这条折线后来又接着往北向延伸，一直通到了北京。中国的东西大动脉，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。
这个改变，对中国历史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
06 最后的胜利者是北京
开封在这条南北大动脉的中间位置，按理说挺好的。但是它跟洛阳一样，有两个天大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一马平川，不好防守。第二个问题更严重，那就是离敌人太远了。
离敌人太远了不好么？
不好。
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帝国来说，首都是个巨大的资源吸吮期。它在哪儿，资源就往哪儿涌，那一块儿地方就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。现在敌人主要位于东北方向，资源都往开封涌入，那东北方向怎么守？东汉就是搬到中原以后，西北凋敝，连一个羌族都摆不平，这就是前车之鉴。
所以，必须往东北方向搬家。只要守着运河，能搬多北就搬多北。大运河最远差不多就是北京。所以，中国的首都最后也就定在了北京。
这不是朱棣的一时兴起，而是由帝国的深层逻辑决定的。而路径依赖一旦形成，如果没有巨大的推动力，就不会发生改变。
北京就成了最后的胜利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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